孙玉亭坐在另一个角落。他今天被公社安排作批判发言。以前全公社开大会，玉亭照例常被选作为大会发言人之一。今天他很为难，因为他的侄就站在批判台前接受批判。但没有办法。他大会发言的平已名声在外，公社领导重他，他无法推托，只好在革命和亲人之间选择了前者。但他决不会在批判稿中写上他侄的名字。他张地等待徐治功宣布让他上台发言。往常在这样的场合，他异常兴奋。可今天他到比站在台前接受批判还不自在。他不时抹下上那块肮脏的巾脸上的汗珠。

石圪节公社竟然有扩大自留地的现象！这事上引起了县上的重视。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亲自给白明川和徐治功打电话，说不仅要收回扩大的地，还要在全公社组织群众大会批判这五个生产队长。

在批判会场里，田福堂找了个很不起的角落坐着，一直低闻手中的烟卷。往常如果开这样的会，他总是坐在最显的地方。但今天他似乎生怕别人看见他。他更不愿意自己的目光碰见少安的目光。

但他又想：好汉事不后悔！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就没必要想得太多！也好，让孙少安上几天吧！最好是二队长金俊武也把猪饲料地扩大了，让公社查来，把这两个妈蚱拴在一绳上整治一通，叫他们再和我田福堂过不去！

本来白明川准备把多划的地收回集，让这几个生产队长在本大队检查一下就行了，但既然冯主任亲自打了电话，看来不组织批判大会不行了。他采取了个折中办法：不开全公社群众大会，只开半天三会。

田福堂走了这一步“妙棋”以后，内心也倒有些矛盾。一方面他对少安有气，觉得让小伙受整，灰上一段时间，就顾不上情他的叶了。另一方面，他又到这法有些不太气。这无论如何是一件亏心事，等于给自己心里放了一条虫，扰得灵魂不能安宁。

可是那天他从县城回来，在石圪节碰上田福，听了福姨夫的事后，田福堂突然心一动，觉得他给孙少安找下一个让后生下不了台的好茬。于是他调转自行车去了一趟公社，给徐治功了话，让他去查一下他们村的猪饲料地。他并且提醒徐主任说，不要光查他们队的，其它村也查一查，以免让人怀疑是他田福堂反映的。

等躲避开这两个人外开会的时候，少安就和大家把地划分开了。田福堂和孙玉亭也沾了光，不过他们自己不知罢了。也许以后他们在地的时候，会觉到地可能多划分了，但也睁一只闭一只——他们虽说整天喊叫批判资本主义，但对于实惠也从不拒绝…的确是这样。田福堂实际上早察觉了他们队的猪饲料地“有问题”但他一直装得不知这一。他是个有脑的人，知这事众人拥护，他要是面纠正，那肯定会惹得民情激愤，他何必这笨事哩！再说，他自己也在其中沾了光，和众人过不去，也等于和自己过不去。退一步说，万一这事被别人告发，他田福堂划分地时又不在家，到时他手里仍然有批判权哩！

公社普查的结果明朗了，全社一共有五个生产队扩大了猪饲料地。让田福堂遗憾的是，二队没有扩大——金俊武这小终究年纪大一，比少安的城府，没有让抓住尾。

这时候，孙玉厚正蹲在石圪节街的一个拐角，低着旱烟。他的小女儿兰香站在他旁边，贴着一电线杆悄悄地哭着。孙玉厚顾不得安女儿，只是专心地听喇叭上的人说些什么。每当他听见少安的名字，心就往嗓门上一提。他判断不来公家将会怎样置他的儿。会不会

，这事要瞒着书记田福堂和孙少安他二爸——这两位“革命家”都在一队。

这一天遇集，全公社的脱产和各大队、各生产队的主要负责人，都被调到公社院里，批判五个“走资本主义路”的生产队长。尽不是群众大会，但阵势也不小，公社院里黑鸦鸦坐了一大片人。批判会由徐治功主持，孙少安和另外四个人站在台前。批判发言的人通过那个包一块红绸的话筒，上台照稿念一遍——话筒因为经常使用，红绸已经被人试音时用手指弹得稀烂了。此时，在石圪节的街上和全公社每家每的喇叭匣上，都转播着这个批判会的实况。孙少安和另外这四个人顷刻间就成了全公社家喻晓的人。到都有人在议论他们——从本人议论到家里的其他人直至祖宗三代。

因为群众大会大费周折，徐治功也同意了。但他又提，批判会要通过有线喇叭，向全公社现场转播。白明川找不到反对的理由，也只能同意这样。

公社文书刘民是少安小时的同班同学，又是好朋友，此刻在旁边的一张桌上记录，一脸的尴尬和难堪——他无法保护他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