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人离不开的特殊商品。因而，它就自然而然成了生产力低下的封建社会最好的税赋载体，于是从汉朝开始，盐就一直由官府特许经营。以盐业为重的徽商在一开始走的就不是一条独立展的道路”而是扮演着依附于官僚系统的，亦商亦官的官府代言人的角色。

依附于官僚体系的徽州盐商经营盐业，获利空间丰厚。盐业经营都是世袭垄断的，也就是盐业的特许经营权可以父传子，子传孙，在获利丰厚的前提下，随着人口的增加，食盐消费量的增长，徽州盐商家族财富积累之快走常人难以想象的，像鲍志道、江net这些盐业总商”家族财富换算成现代货币要以亿为单位计数，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他们的富有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徽州盐商又通过和满清政fǔ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能获得国库的信贷作为启动资本，几乎可以做到一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当时徽州盐商的大本营扬州只能用穷奢极欲来形容那些富商巨贾们最大的烦恼，就是怎样把如床一样涌来的银子花掉。

徽州盐商们却不知道，他们的穷奢极欲已然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毕”为了维持住地位和财富，徽州盐商们于盐业经营之外的头等大事”就是打点自己身后的靠山，也就是满清统治者。尽管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大输捐纳贡的力度，仍然不能让满清统治者满足。

随着满清特权阶层的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远远快过了盐商财富积累的度，旗人对盐商们的敲诈勒索越来越厉害。到清朝后期鞑子的本来面目，已经表现的淋漓尽致，连最后的一块遮羞布，都毫不犹豫的扯掉了。

嘉庆年间”以徽州盐商居主导地位的两淮盐场，苛捐杂税达到92种之多。据嘉庆《两淮盐法志》统计，从康熙十年到嘉庆九年的1oo多年中两淮盐商前后所捐输的财物共有：白银393o余万两，米2万余石”谷33万石。商人每次捐输，多则数百万两，少则数十万两其余寻常捐输则难以枚举。

两淮盐商中，徽州盐商占据优势，因此”捐输的负担大多落在了徽商头上。曾任两淮总商之一的歙县大盐商江net，每遇捐输“百万之费指顾立办”最终还是落了个破产的结局。

嘉庆九年，由于〖镇〗压白莲教起义财政生困难，清政fǔ为了应付此种局面开始疯狂地上涨盐价，这无吝于杀jī取卵、饮鸩止渴。盐价越高，盐的销量便越少，税源就越枯竭。因为官盐的价格越高，走sī盐的利润就越大，sī盐贩子就越多，人们购买官盐的数量就越少。

为了转嫁税源枯竭造成的财政困难，清政fǔ规定，盐商在拿到盐的销售许可之前，必须先行缴纳相应税赋。在盐业利润大、销售度快的背景下，对于徽州盐商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但在盐业利润被苛税重赋和名目繁多的敲诈勒索摊得很薄，且sī盐泛*的情况下，就成了要命的问题。

比如长芦盐场，行盐区域在黄泛区，今天的皖鲁豫交界之处，历史上就是四战之地，黄河又经常改道，自然灾害严重，民风彪悍。此处sī盐最为猖獗，sī盐贩子有强大的武装，组织严密，甚至敢于和官府正面对抗，面对这种武装sī盐”盐商们别说获取利润，就是连保本也几乎是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