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舒州，恰恰是个没有盐铁，没有茶酒的地方，天山产的天剑毫，本上收不到一分钱，就是这个地方，每年还有3万缗的财政收，说明这里的农业和商业发展还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受到战争的太大影响。刘鼎之所以想方设法要舒州，就是看中了这一。任何时代的争霸战，没有一个固的后方是不可能的。当然，这样的财政收，是远远不够地。为了打造更加繁华昌盛的舒州，刘鼎决定对税法行一定的调整。

安史之以后，唐政府据宰相杨炎的建议，颁行两税法。两税法规定每年分别在夏秋两季征税。它的主要内容为：政府据每年的开支确定赋税总额，然后摊派征收；以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的垦田数作为摊派税额地标准；租庸调和其他杂税全取消，土地和财产的多少征收地税和税；商人在所在的州县纳税，税率为资产的三十分之一。

据诸葛斌的详细介绍，唐朝前期的赋役制度称为租庸调，源于北魏到隋朝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调、力役制度。唐祖武德年间制定，贞观年间又作了详细规定：男丁每年粟2石，叫“租”；每年服役20天，或每天以绢3尺(或布3。75尺)代役。叫“庸”也称“输庸代役”；每年绢2丈，绵3两，或者布2。4丈，麻3斤，叫“调”这就是租庸调制。

此信不疑，因为现在的皖城，就是日后地安庆，是安徽地区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因此，在如何理这些民的问题上，刘鼎直截了当的表示，可以在皖城建城，将其当舒州下辖的第五个县。

商人照自资产来缴税，也不符合时代规律。导致商人们在赚钱以后，不是继续扩大经营，而是置田买地，建设庄园，修筑豪华住宅，购买妻妾，仆婢，以各的方式将资金重新冻结起来，严重妨碍了商业的发展，同时也加剧了土地兼并，导致更多的民现。刘鼎始终觉得，商业是社会发展必可不少的因素，士农工商，商业排在最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故意遏制商业的发展，就会现问题。

而现在舒州的情况，很多措施恰恰是遏制了商业的发展，例如官府提倡买卖尽量易，甚至行用绢来代替钱币，对

唐朝的税法，从租庸调到两税法，始终没有彻底废除照人收税的规定，两税法里面也始终保留着税。使得民间藏匿男丁的风气还是比较严重，经常现一家十几人，但是没有一个适龄男丁的情况，这是统计人最大的障碍，也是造成民众多的主要原因。照诸葛斌的估计，现在舒州地籍男丁只有不足万人。实际上应该远远超过此数。这都是因为藏匿男丁的缘故。

舒州目前的财政收，还是相当可观地，年收（岁收）超过3万缗（贯）。这是个了不起地收，要知，唐代末期藩镇割据，战不断，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主要地财政收，主要是来自盐铁专卖，另外还有茶税、酒税等专卖品，普通的税赋收极少。据资料记载，大历初盐利收为60万缗，末年超过十倍，那就是600万缗，占国家财政总收的60%。至于唐后期，随着茶税的日益加重，茶利也同步增长，大约每年获利100万缗。

两税法的特是从丁征税转为财产征税。它从法律上取消官僚地主的免税特权，扩大了征税面。同时，它将各捐税加以合并。现了赋税地发展规律，是中国税制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但是，劳动人民的负担依然很重。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诗人白居易在诗中写：“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将何如？剥我上帛，夺我中粟。人害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人？”

租庸调制的特是以丁为征收单位，不服徭役可以折“庸”代替。这个定制为唐王朝聚敛了额地财富。据史书记载，到天宝初年，全国的粮仓存粮9606万石，以当年应负担赋税的男丁计算。每丁平均12。5石，相当于他们六年多的租额。后来，随着土地买卖和兼并的盛行，均田制逐渐遭到破坏，农民受田普遍不足。政府又不断加重赋税，致使许多农民破产逃亡。政府控制的纳税人数越来越少，财政收减少。这样，租庸调制行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