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崇祯自穿越以来经过不断的思考，结合已知的现实，发现，失去京师也未尝不是好事。至少没有那些文官掣肘，可以放手施为。

并不见怪，因为他曾经五次下罪己诏。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日，闯王李自成在西安称帝，立国号“大顺。”李自成随即分兵两路剑锋指向北京军。正月，朝廷拜大学士李建泰为督师，京抵御大顺军，为了鼓舞士气，崇祯帝隆重地在平台为即将代帝征的李建泰举行“遣将礼。”不料，风云突变，三月，李自成大军即兵临北京城下。十八日，崇祯于仓促之中第五次下诏罪己，崇祯帝在罪己诏中写：“…朕嗣守鸿绪十有七年，念上帝涉降之威，祖宗托付之重…朕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为朕赤，不得而襁褓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秽，贻羞宗社，致疚黔黎，罪非朕躬，谁任其责？所以使民罹难锋镝，蹈火，堇量以壑，骸积成丘，皆朕之过也。使民输驺挽栗，居送行赉，加赋多无艺之征，预征有称贷之苦，又朕之过也。使民室如悬磐，田卒污莱，望烟火而无门，号泣风而绝命，又朕之过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存至，师旅所，疫蔓为殃，上天地之和，下丛室家之怨，又朕之过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前鼠而议不清，武将骄懦而功不举，皆朕抚驭失宜…忠君国，人有同心，雪耻除凶，谁无公愤！…”

崇祯言辞是够沉痛中恳，也真正有负疚忏悔的诚心，希望天下官民士绅能够振聋发聩、共赴国难，鼎立拯救危机重重、病膏肓的大明王朝。奈何天下糜烂、敌军压境、军心涣散、大势已溃，一切为时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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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前提是得左良玉把手中的兵权，不然一切皆是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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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的崇祯上所的现代灵魂，也同样的希望能以超越这个时代的知识和对这个历史的走向的认知，把大明从渊泥潭中拉来，从而摆脱野蛮人的统治，为开华夏万代世而努力。

崇祯皇帝的第五次罪己诏是在崇祯十七年。

接着，崇祯帝又在罪己诏之外痛心疾首地写下了下列文字，同样令人读罢之后有一说不来的酸楚痛心之：“朕以藐躬，上承祖宗之丕业，下临亿兆于万方，十有七载于兹。政不加修，祸日至。抑圣人在下位欤？至于天怒，积怨民心，赤沦为盗贼，良田化为榛莽；陵寝震惊，亲王屠戮。国家之祸，莫大于此。今且围困京师，突外城。宗社阽危，间不容发。不有挞伐，何申国威！朕将亲率六师讨，留东官监国，国家重务，悉以付之。告尔臣民，有能奋发忠勇，或助粮草械，骡舟车，悉诣军前听用，以歼丑类。分茅胙土之赏，决不言！”

所以，这个宴会便是一个契机。一个翻盘的契机！

在数百年后，史学家在史书中记载：“…崇祯大帝实乃一代明君，虽失京师都城，却忍辱负重撤都于南京，伺机而谋。然，左良玉名号平贼大将军，其人实乃真贼人，包藏祸心。崇祯大帝设下鸿门宴，一举拿下左良玉，重获兵权。施仁政，免赋税，积粮征兵，以待复大明…”

第六次便是崇祯上吊前所写的遗书。但是张杨穿越而来，使崇祯死而不死，从而便成了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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