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陈文也有着被拒绝的心理准备。如果是那样，他就要走最后一步，以人试药。照当时的情况，别说是中国，就是世界上也没有专门的对于临床试验的法律规范。所以，以免费治病的名义，是能够找到试验者的。

“这不就完了。”陈文一摊双手，说：“留有用之，才能行大有为之事。怎么这个理就那么难懂吗？动不动就羞于退避，动不动就担当气概，那国内的革命党是不是都要在脑门上写上字，国外的是不是都回来投案自首？牺牲在所难免，可总要有价值吧！你脑要是转过弯儿了，那就我说的办，《革命军》只署笔名，发表印行传播，都由我安排。”

说起来很残酷，也不人，但在新医药的推时却是难以避免的。即便是在后世，有了“医学研究只有在受试人群能够从研究的结果中受益时才能行”的规定，很多临床试验也并不尊重，甚至侵犯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更有隐瞒药风险、解释不清或只达成知情同意等事情。每年在临床试验新药的过程中或之后，全世界死亡的人数更是上以千计。

邹容想了想，说：“既是革命，岂有不血而成功者？我一向有志学谭君，宁牺牲，亦以退缩为耻，大丈夫岂无勇于担当的气概？”

陈文摇，说：“你这是迂腐，无谓死于满清屠刀之下，便是大丈夫气概？引颈受戮，只有觉得自己罪有应得，死有余辜之人才会如此。你自觉有罪，还是觉得该受审判？”

“把书先收起来，我述，你用日文帮我写封书信。”陈文见邹容被说服了，便岔开了话题。

药品研究来了，可在验证上遇到了困难。而有可能改变困境的是梅毒的病原——密螺旋被发现了。与此同时，日本细菌学家秦佐八郎，又找到了用梅毒螺旋染兔的方法。

“这个，我到底不是专业的翻译人才，谬误在所难免。”陈文放下书，自嘲：“但其中的大意应该是不会错的。窃以为在国难重的现在，激发革命的情是相对容易的，但象托克维尔这样，能够行冷静思考，并且有着透彻的察力的理论家，却几乎没有。比如法国大革命，初衷是追求自由、平等、民主，虽然把皇帝送上了断台，但结果却充满了暴力与恐怖，并以独裁收场，几乎就是一场悲剧。”

希望由此产生，只要秦佐八郎能够应聘，或者帮忙验证这十几个衍生是否有效，新药也就能从中挑选来了。

邹容想了想，无奈地，说：“那好吧，就陈大哥的意思办。”

。。。

“革命无罪。”邹容很脆地答。

愈演愈烈，暴力血腥运动不断，更给了邹容不小的震撼。

对于得了绝症，或是病得要死的人，有一线希望也不想放过。对于药的毒副作用的考虑，十有**会放到次要位置。治好了就捡着，治不好认命。这样的想法，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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