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说一声吧。”
“我能不能在这里躺一会儿?”
“你要不要吃早饭?”
“很难说我有没有力气来咬东西。我只要半个来钟头。这里挺安静。那地下室简直是疯人院。”拜伦搁起脚,身子躺到皮垫子上,横下瘦削肮脏的身体。“歌剧院转角那地方已经没有水了,”他闭着眼睛说。“我没办法只好一直跑到抽水站。这马走得很慢,它肯定不喜欢拉一只装满晃荡的水的铁锅炉。”
“谢谢你,拜伦。你帮了大忙。”
“我和贡格-丁。‘你能够谈论金酒与啤酒,’”拜伦用一只胳膊遮住脸闷声说“‘只要你是安全地扎营于此。’①
①这两句诗,引自英国诗人吉卜林(1865-1936)的叙事诗《贡格-丁》,此诗的主角贡格-丁是一个印度人,为英国殖民军服务,在镇压印度起义人民的战斗中被打死——
娜塔丽在哪里?在医院里吗?”
“大概是。”
拜伦睡着了。电话铃刺耳地响起来,可是他连动都没有动。这是市长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史塔钦斯基市长正在来大使馆的路上,他要与美国代办讨论一件十分紧急的突然情况。斯鲁特激动起来,立刻打电话给门口站岗的海军陆战队让市长进来。这一定是好消息:让华沙的外国人安全撤退,或者可能是立即投降!现在只有投降还是个办法。他想叫醒拜伦,让他离开办公室,但是又决定等一等。市长也许要过一会儿才到。这个肮脏的小伙子需要睡觉。
水变成了全华沙的一个大问题。在大使馆里住着七十个人,而且还有很多人搬来,这是——或者可能已经是——一个紧急情况,一个灾难性的问题。但是自从自来水总水管被破坏的那天起,拜伦-亨利就开始做供应水的工作,尽管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斯鲁特还在向市长办公室打电话——在这倒霉的第一天打了二十次——要求立即给他保护下的美国人运送水,并且赶快修复水管子,拜伦却已经驾着大使馆的福特轻便卡车出去了,他从一座炸毁的房子的地下室里,弄回来一只破裂的生锈的小锅炉。不知从什么地方,他弄到了焊接工具,把它修补好,现在他就利用它暂作为水桶,装水到大使馆来。如果他不这样干结果会怎么样,谁也没有说。水管仍然破裂,而且现在到处的水管都已破裂,市政府的水槽车光是供应医院和救火队就已难以负担。
一天又一天,就象理所当然似的,拜伦在炮火底下空袭之中运着水,对自己的恐惧开着玩笑,常常比现在这样弄得
更脏地回来,因为他一听见一颗榴弹炮炮弹在空中飞过的“嘘嘘”声,就得钻到瓦砾堆里面去躲着。斯鲁特从来没有听到过许多人所描述的这种“嘘嘘”声,而且他也永远不想听。尽管有这些恐怖,拜伦-亨利倒的确看来在这围城之中挺能自得其乐。这种思想状况斯鲁特认为比他自己更为愚蠢,没有什么可佩服的。他自己的恐惧起码是合情合理的。娜塔丽曾经把拜伦说的觉得挺好玩之类的话对他讲过。斯鲁特想,这小伙子有神经病,他那种过分和蔼可亲的好脾气是假面具。不过他天天运水却是无法否认的一件好事情。
亨利在娜塔丽-杰斯特罗不到医院去的时候老缠住她,斯鲁特为此也很感激他,不过比较隐蔽。娜塔丽是在华沙的一个能够看透他内心恐惧的人。到现在他肯定她还没有看出来,那只是由于她和他接触不多。这女孩子在华沙,是他一个无法摆脱的负担,使他心里痛苦得要恨她。这是因为,她的存在,她没从世界上消失,使他感到内疚和烦恼。他对这个意志坚强的黑头发犹太姑娘有一股狂热的肉欲,可是他又不愿意和她结婚。他是一个处理浪漫的男女关系素称手腕圆滑的人,可是他还从来没有逢到过这样一个铁一般的姑娘。她在巴黎中断了他们的肉体关系,从来没有再恢复过;她对他说过五六次,不要管她,把她忘掉——这是一件他办不到的事情。那么,可恶的是,为什么在这倒霉的时刻,在这大破坏的地方,在这炸弹炮弹下颤抖的城市里,他正肩负着他这辈子最沉重的责任而感到自己被恐惧所吓昏、所阉割的时候,她却扑到他身上来?他比任何东西更怕把自己的恐惧向娜塔丽暴露,除了真的受伤。现在他想,如果他们都活着逃出去,
他一定要集中他的意志力量把这段拖泥带水的事情一刀两断。她也许有这个能力能燃起他的欲火,然而她是无可救药地顽固和外国气派,对他的前途和对他自己完全不利。现在她倒没有老挡在他面前碍他的事,这真得感谢这个浑身肮脏、呼呼睡着的青年人。
不一会儿,史塔钦斯基市长坐着一辆旧的大轿车来了。他是个留胡子的矮胖子,里面穿一件绿毛线背心,外面穿一套没有烫的脏黑衣服,鞋上沾满了红泥。他有一种热情的、激动的、几乎快活的神色。这个人领导着一座垂死的城市,他的广播演说比任何东西都有效地促使华沙继续战斗。一晚上他几乎很难睡两个小时觉。整个城市的负担都落在他身上。每一个人,从外交使团到街上的救火队员和医院的医生,有什么需要,都跳过市政府懒散的官僚主义,直接向他提出。然而他看起来还是那么活跃,那么富有战斗精神;他是眼前的英雄,也是所有尖刻嘲笑的对象。最近几天德国飞机扔下来的新型重磅炸弹,被叫做“史塔钦斯基卷心菜”;反坦克的钢制尖桩,被称为“史塔钦斯基牙签”
“这是谁?”市长的一只肥粗的大拇指指着长沙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