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二年也。既北游河东，人莫之知，惟卢阳乌深奇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徵为秘书郎，迁给事黄门侍郎，以谓孝文有康世之意，而经制不立，从容？宴，多所奏议，帝虚心纳之。迁都洛邑，进用王肃，由穆公之潜策也。又荐关子明，帝亦敬服，谓穆公曰：“嘉谋长策，勿虑不行。朕南征还日，当共论道，以究治体。”穆公与朗欣然相贺曰：“千载一时也。”俄帝崩，穆公归洛，逾年而薨，朗遂不仕。　同州府君师之，受《春秋》及《易》，共隐临汾山。景明四年，同州府君服阕援琴，切切然有忧时之思。子明闻之曰：“何声之悲乎？”府君曰：“彦诚悲先君与先生有志不就也。”子明曰：“乐则行之，忧则违之。”府君曰：“彦闻治乱损益，各以数至，苟推其运，百世可知。愿先生以筮一为决之，何如？”子明曰：“占？幽微，多则有惑，请命蓍卦，以百年为断。”府君曰：“诺。”于是揲蓍布卦。遇？之革，舍蓍而叹曰：“当今大运，不过一再传尔，从今甲申二十四岁戊申大乱，而祸始宫掖。有蕃臣秉政，世伏其强，若用之以道，则桓文之举也；如其不道，臣主俱屠地。”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参代之墟，有异气焉，若出，其在并之郊乎？”府君曰：“此人不振，苍生何属？”子曰：“当有二雄举而中原分。”府君曰：“各能成乎？”朗曰：“我隙彼动，能无成乎？若无贤人扶之，恐不能成。”府君曰：“请刻其岁。”朗曰：“始于甲寅，卒于庚子，天之数也。”府君曰：“何国先亡？”朗曰：“不载德而用诈权，则旧者先亡也。”府君曰：“其后如何？”朗曰：“辛丑之岁，有恭俭之主，起布衣而并六合。”府君曰：“其东南乎？”朗曰：“必在西北。平大乱者，未可以文治，必须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国也，东南之俗，其？也剽，西北之俗，其兴也勃。又况东南，中国之旧主也，中国之废久矣，天之所废，谁能兴之？”府君曰：“东南之岁可刻乎？”朗曰：“东南运历，不出三百，大圣大贤，不可卒遇，能终其运，所幸多矣。且辛丑明王当兴，定天下者，不出九载。己酉江东其危乎？”府君曰：“明王既兴，其道若何？”朗曰：“设有始有卒，五帝三皇之化复矣；若非其道，则终骄冗，而晚节末路，有桀纣之主出焉，先王之道，坠地久矣。苛化虐政，其穷必酷。故曰：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大乱之后，必有凶主，理当然也。”府君曰：“先王之道竟亡乎？”朗曰：“何谓亡也？夫明王久旷，必有达者生焉，行其典礼，此三才五常之所系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故王道不能亡也。”府君曰：“请推其数。”朗曰：“乾坤之策。阴阳之数，推而行之，不过三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过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噫，朗闻之：先圣与卦象相契，自魏已降，天下无真主。故黄初元年庚子，至今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百六十六年矣，达者当生。更十八年甲子，其与王者合乎，用之则王道振，不用洙泗之教修矣。”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其唐晋之郊乎？昔殷后不王，而仲尼生周；周后不王，则斯人生晋。夫生于周者，周公之馀烈也；生于晋者，陶唐之遗风也。天地冥契，其数自然。”府君曰：“厥后何如？”朗曰：“自甲申至甲子，正百年矣，过此未或知也。”府君曰：“先生说卦，皆持二端。”朗曰：“何谓也？”府君曰：“先生每及兴亡之际，必曰用之以道，辅之以贤，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数，吉凶有前期，变而能通，故治乱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于易，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问之而后行，考之而后举，欲令天下顺时而进，知难而退，此占？所以见重于先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善人少，恶人多；暗主众，明君寡。尧舜继禅，历代不逢；伊周复辟，近古亦绝。非运之不可变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实难，或有臣而无君，或有君而无臣，故全之者鲜矣。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有臣而无君也。章帝曰：『尧作大章，一夔足矣！』此有君而无臣也。是以文武之业，遂沦于仲尼；礼乐之美，不行于章帝。治乱之渐，必有厥由；而兴废之成，终罕所遇。《易》曰：『功业见乎变。』此之谓也，何谓无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于郏辱阝，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岂亦二端乎？”朗曰：“圣人辅相天地，准绳阴阳，恢皇纲，立人极，？策迥驭，长罗远羁，昭治乱于未然，？成败于无兆，固有不易之数，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贼臣犯之，终不促已成之期于未衰之运。故曰：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圣人知明王贤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