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表白陛下渡江南下的雄心;除非毅然决策亲征,否则就没法振作天下人忠勇义愤的气概。具体讲来有以下几件事:
“第一,占据战略要地以便图谋进取北方。江南不能成为偏安之地,请进图收复江北。凤阳号称中都,往东可以扼守徐州、淮州,往北可以控制河南,往西可以照顾荆州、襄阳,往南又离南京城不远,请在那里驻扎陛下亲征的部队。对各级官吏的任命,都暂时自称行在,以便稍稍使臣子保存自己想回避的负罪的心态。从凤阳逐步向北推进,我想陕西、山西、河北、山东一定会有响应号召而起兵勤王的人。
“第二,加强建立藩屏以便帮助镇压逆贼。淮州、扬州几百里地方,过去设置了两员大将,没能平定战乱,反而争先南下,以至于把江北偌大一块土地拱手让给了贼寇。督漕路振飞坐守淮城,很早就用船把家属送到了远处,这简直是在提倡大家逃跑。于是镇臣刘泽清、高杰据说都把家属安顿到了江南。按照军法,临阵脱逃的应予斩首,我认为这么一个抚臣、两个镇臣都该斩首。
“第三,慎重进行封爵奖赏以便严肃军心。请朝廷分析一下各个将帅的封赏,看哪个是该封的,哪个是滥封的,属滥封的轻则可以收回侯爵,重则可以剥夺伯爵。如果说左良玉将军是因为收复失地而得到封侯,高杰、刘泽清临阵败逃也得到封赏,那么又有哪一个不应当封赏呢?武臣的封赏滥了,文臣也就跟着滥,朝廷里的封赏滥了,宫廷里的宦官也就跟着滥。我真担心天下人知道这些后就会离心离德。
“第四,清查原任官吏以便树立人臣的规范。北京失陷后,原任官吏中有接受伪官背叛朝廷的,有接受伪官后又逃出来的,有在任职地方逃出来的,有奉使命而逃出来的,法律对这些人应一概问罪,不能赦免。朝廷应对这些人赶快加以辨别、定罪,以便警告以后的臣子。
“至于接受伪任后南下的官吏,他们在忠顺与逆反之间徘徊不定,这样的人是大有人在,他们一定会制造一些邪说蛊惑人心,这种人尤其应当斩除净尽。”
又说道:
“当贼兵进入陕西流入山西逐步打到畿南时,周围地区人心惶惶,可大江南北像太平没事的样子。那么两三个总督、巡抚在这里却没听说过他们派一兵一卒过去,以壮声援,贼兵因而得以长驱直入打下皇宫。坐视君父危亡而不救,这是封疆诸臣应予诛杀的第一条理由。皇上驾崩的消息已经确定无疑,诸臣假如愿意奋戈而起,决一死战,赎免前罪,就应当星夜出动。可是他们却在那里仰声息于南京,争着空谈固守的策略,丢掉在地方上的兵权,抢夺辅立新君的大功,这是封疆诸臣应予诛杀的第二条理由。新君登基之后,本应该一天不耽搁,马上派遣北伐的军队,要不然,就应当立即派一名使节,从小路上北进,给河北父老发布檄文,召来塞上的名王,哭祭宗庙,安置先帝的灵柩,寻访诸王。再不然,可以起用福建大将郑芝龙,用海军进克直沽,九边总督再合谋共奋,事情或许还可以成功。可是诸臣不想到这些,这是满朝文武谋国不忠,应当诛杀的第三条理由。过去因罪被罢的大臣,朝廷酌情予以平反,本应当借先帝遗诏的名义进行,现在却一概使用新天子的名义。关于诛除阉党的案子,陛下与先帝的诏书前后冲突,这样势必要把那些穷凶极恶的坏人们都平反才罢休,这是满朝文武谋国不忠,应予诛杀的第四条理由。我认为现在办罪,应当从朝廷内外不称职的诸臣开始着手。”
福王命令接受他的奏章,交付史馆收存,朝廷内外因此受到了震动。马士英、高杰、刘泽清恨透了,更加想要杀掉宗周了。
宗周接连上书请假得不到回复,就抗言上书弹劾士英说:
“陛下从淮州一带起家当天子,事实上是老天给的大命,可是有人因为随从的一点点功劳就入内阁,进中枢,接受官衔世荫,似乎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些,这个人不就是士英吗?从此李沾侈言辅立新君的功绩向廷臣挑战,刘孔昭认为功赏不均跟吏部长官大发怒火,朝堂上相互吵闹喧哗不已,一群小人们于是翩然而起,粉墨登场。假借懂军事的名义,逆党也可以死灰复燃了;放宽反正的门路,逃臣也可以拉来任职了,因而阁部诸臣逐渐都要申请弃官还乡去了。朝廷里边正忙于制造党论,哪有功夫算计河北的贼寇;立国的纪纲已被破坏殆尽,怎么考虑灭敌复国的策略。高杰是一个逃将,可是朝廷把他奉若赤子,慢慢就有尾大不掉的忧患了。淮州、扬州出了事,朝廷不难考虑派抚臣道臣过去向他们道歉,可是这样怎么能不长其桀骜?说到头来他们是靠着士英的庇护才如此。刘泽清、黄得功过去都有各自的驻防区域,可是他们像下棋一样把它抛到一边去,在那里斗鸡一般气势汹汹地争夺地盘,以至于朝廷把江北分划成四个兵镇来安置他们。这样做怎会不启其雄心?说到头这件事是由高杰引发的。京营自祖宗以来都是由勋臣来主持,兵部侍郎辅佐勋臣,陛下开国伊始,就任命了宦官卢九德,对这件事士英不能推卸他应有的责任。”
福王用口气婉转的诏书回答他,同时催促他赶快入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