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说买棉的事情吧，买回来的棉不好，这确实是事实，我们也确实负有责任，这一我们从来也没有隐瞒过，我们也多次在全厂的会议上详细地讲过事情的全经过，在厂里的闭路电视上我们也三番五次地给全厂职工解释过。厂里的工人有怨言，包括一些也有埋怨情绪，甚至有许多人对这件事愤恨之至，这我们都完全可以理解，但问题的真正原因我们实在没法给和工人们讲呀。我们能说这一切并不是我们造成的吗？李市长，这件事我们就是连你也不想让知呀，我们真怕你知了，批评也好，理也好，那就算是我们把人家给告下了，不怎样，我们这个公司日后就别再有好日过了。我们不能说，真的是不能说呀…”

说到这儿，郭中姚止不住地泪满面、哽咽不止，好半天也没能再说一句话来。会议室里响起了一片唏嘘声，好多人都一把接一把地抹着泪。

资；靠领导、靠国家、靠政府；没了就要，要不下就等，等不到就去找。听党的没错，听政府的没错。总想着公司是党和国家的，工人也是党和国家的，这么大的工厂，这么多的工人，这么大的摊，党和国家还真会不了？要真成了那样，那社会主义还要不要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宗旨还存在不存在了？一直等到国家和政府真的撒手不了，一切的一切都得靠公司自己了，这才有些傻了，然而这时已经太晚太晚了，所有的一切也都来不及了。这旧思想老观念，真是害人害己，害了工厂，害了国家，也害了公司里的几万工人。现在想起来真是让人痛心哪，如果早在十年以前、五年以前就有这经验教训，就像现在这样彻底地转变了思想观念，我想我们绝不会垮成现在这个样。五年就让我们几乎外欠了整整五个亿呀！连我们自己也没想到怎么会欠下这么多的外债…

也不知过了多久，郭中姚又接着讲到：

郭中姚说到这儿时，再次止不住地哽咽起来。李成则有些地意识到，这是有意识的在卖关、设埋伏，想糊他呢，还是真的有难言之隐？如果真有难言之隐，那想必肯定就是一些要害门了。比如像计划委员会、比如像经济委员会、比如像工商、税务机关，比如像财政局，比如像工业局，比如像银行。这几年在企业界这情况也太多了，这心态也太普遍了。说是工厂公司拥有的权利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工厂公司也越来越能独立自主了，其实他们面对的婆婆主于也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让他们到害怕了。官小庙门大，池浅王八多。哪个庙门也不好，哪个也想在你上找块吃。而你哪个也惹不起，得罪不得。一旦犯了人家，真能让你死不得、活不得，让你一天也别想有好日过。

李成沉默良久，也就同意了，但不知为什么，他对冯杰那急切的心态到有些不快。你急什么呢？总经理正在汇报，一个问题还没有谈完，

说实话，李成对郭中姚的这番话是很有看法的，这究竟是在发牢，还是在汇报问题？是，等靠要的想法确实是内陆省分转变思想观念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包括工人、包括大中型企业的厂长经理，包括政府门的领导，可以说很多人都有，而且要想彻底转变很难很难，但你怎么能就此得一个这样的结论来：因为国家撒手不了，所以这些等靠要的大中型企业也就彻底完了。一个大型企业的领导，怎么能随随便便地说这样不负责任的话来？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国家什么时候撒手不过？别的不说，只说这几亿外欠的贷款，不全都是国家贷给你们的？国家和政府在财政那么吃的情况下，仍然一年几乎平均要拿一个亿的资金扶植给你们这样的一个企业，怎么能说政府撒手不了？这像一个大企业的领导说的话吗？但看着郭中姚泣不成声的样，李成不知为什么没能把这些话说来。转回来一想，他真心实意就这么想的，你能说他想的这些没有一儿理吗？多少年了，他们就是一心一意听党的，听政府的。党叫怎么，他们就怎么，国家怎么计划，他们就怎么计划行事。如今党和国家突然让所有的一切由他们自己来主，让他们自己去找市场，让他们自己去安排自己产品的路，他们能在一夜之间就完全适应这变化吗？他们的心理能有这承受能力吗？说实话，在党和政府面前，他们真的一直充当着一个孩的角，让他们突然离开母亲的怀抱，他们能够自立行走吗？应该说，这真的不容易。他把想说的话又咽回肚里，就让他说吧，让他能没有任何顾虑的把心底里所有的东西全都掏来，就是苦也尽情地往外倒一倒。

这时候，分供销的副总经理冯杰好像有些止不住地说：

“李市长，这件事就让我来汇报吧，这件事是我直接经手的，情况我最了解，问题我也最清楚，我想我还是有发言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