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两个外勤记者，似乎所费也不多？”

仲昭用商榷的吻回答，就在近旁的一张椅上坐了。“不错。假定每人月薪五十元，总共也不过一百元。可是，可是，仲翁，第四版是人们忽视的，忽视的；我们下这么大本钱，费了许多心力，读者也未必见好。是不是？前天有人介绍一个政治访员来，尚且因为经济关系把他谢绝了。”

“哦，哦；你的计划很不差，不差；我早已说过。但目前的困难问题是经济能力问题，这是个无可奈何的事实，是不是？”

直到十一以后，才听说总编辑来了。当仲昭走那总编辑室的时候，迎面而来的一句话就是：

“仲翁，你的计划书，我已经看过了，佩服佩服。可是要实行的话，我们还得从长讨论，从长讨论，那是和报馆的经济状况有关系的。是不是？仲翁，经济问题第一要顾到，第一要顾到。”

“那么，第四版的改革

斥勿录。”仲昭皱着眉，鼻里哼了一声，随手将那三封信撩在一边，仰起了，看着天板纳闷。他不愿意再看剩下的两封信了，他可以断定还是那一“请勿”的老把戏。他想，每天总有这等样的信好几封，这也乞勿披，那也务请屏斥，还有什么好的新闻剩给第四版？盗劫，绑票，罢工，还不是很重要的新闻么？这里藏伏着一个本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全市的脉搏”这在社会意义上，比某要人坐汽车撞伤了鼻梁，委实是重要得多；然而前者的事主不愿意声张，后者的事主却自己送来了连篇累牍的“碰鼻”新闻。报馆记者实了“收发”丝毫没有选择新闻的自由。这就是新闻事业，这就是记者生活！仲昭不禁违反本心似的怀疑起自己的职业来了。

晚饭后，编辑室里渐形闹；除了第一版编辑主任，似乎一切人都已到齐。大时钟打了八下，排字房也开始稿了；但各位编辑着香烟，架起了，尽心地谈论最近的大香槟票。仲昭已经发了通讯社的稿，只等几个特约的专访。第三版编辑一面忙着谈“香槟”一面拿了大剪刀在外埠的快报上嗤嗤地剪材料。他有一个习惯——还不如说是他的办事日程；八以后剪外埠各报，九以前发完，九以后就不知去向，直到十一半再来看看最后的一次快信邮差有没有第三版的材料，他这一天的工作就此完了。

总编辑半闭了说，仲昭的议论，显然不能鼓舞他起来。

“总编辑的话何尝不是呢，”仲昭很严肃地说“人们忽视第四版是个事实，但这是错误的事实，我们应该用力去校正的。我的改革计划便是针对着这一。本报现在适用新编辑法，把本天的重要事件都登第一二版去了，留给第四版的尽是些本埠社会琐闻，因此更难引人一看，但也因为这个原因，第四版非改革不可。我的计划书里说得很明白，第四版的中心材料：一是社会的动，包括绑票，抢劫，杀，罢工，离婚，等等；一是社会的娱乐，包括电影，戏剧，舞场等等。这相反的两方面都反映着现代生活的迷狂，是诊断社会健康与否的脉搏。可是前所有的这些材料，都不是特意搜探来的，是被动地受供给，而不是主动地去搜寻。所以只觉得是一堆讨厌的垃圾，没有多大的新闻价值，更没有半分的社会意义。自然这也难怪。一般本埠访员并没有什么社会学的知识，又没有尖利的光；他们看不见事件的背影，找不到事件的心。我们现在要使这个垃圾堆放光彩，就不能专靠几个老访员，非用外勤记者不可了。我主张至少用四个外勤记者，就打算分在四方面，有系统有计划地去搜集新闻。一个月以后，我们的第四版，便可以成为最有意义的现实社会的实录。”

仲昭的满腔希望立刻萎缩一半；果然不他的所料，总编辑把第四版视为无足重轻，犯不着多钱。仲昭觉得这心理比真真没有钱更可怕，他须得先战胜了这个不合理的成见。

他又想起某公馆的盗案来。因为是白昼抢劫至四小时之久，并且掳人，简直开了盗案的新记录，所以事后他亲自去考察过；他亲耳听得事主的家里人详述盗的人数服装，以及他们的从容不迫的胆大的搜劫，可是现在来信却倒说是“全属虚”是“谣传”了！案情的严重和事主的太畏怯，都暗示着劫案的背后有一个重大问题；难这也轻轻地放过，轻轻地诿之于谣传么？

总编辑看着仲昭，笑地说；他的左手的两个指夹住一枝香烟，右手从一堆旧信里拣一张纸来轻轻地扬着。仲昭认得这就是他的计划书。

仲昭不再胡思想了，决定等总编辑来时办一个好涉；他回复了轻快的心情，跑到校对室里找那几位校对先生闲谈去了。

仲昭愈想愈闷，怀疑的黑在他心里鼓了。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他盼望立刻涌一个亲人在他面前，让他尽情诉说中的抑。然而没有。编辑室里只有灰白的四和哑的家，他拿起笔来，想把愁怀对他的亲的陆女士发一下，但写下两三行，猛然一转念，他又把信笺撕碎了。他悲痛地在心里自责：为什么竟如此脆弱？一切困难阻碍该是早在意料中的，为什么要怀疑失望？把这脆弱的丑态给陆女士看，岂不是对自己的希望宣告了死刑！呵，人生的路原来不如想像中那样地平坦，只有极懦怯的人才是只看见了一块尖石遂废然思返；这人是不有憧憬的。看呀，陆女士的丽的影在前招引着呢！她是生活的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