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的票子又加了进去。

总数他是知道的，记得比自己的年龄还清楚。连同今天这三十块，是五千三百三十块零三角。这是他几十年编筐卖箩、省吃俭用积蓄下的。每张票子他差不多都认识，能说出它的来历。

这笔钱他没告诉过人，这是他的秘密。

但是，眼下揪心的是他当天的秘密。他今夜要去干一件顶要紧的大事，要赶紧动身。明天县委书记就来了。

他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起钱，捏了又捏，还不放心，又打开看了看，没有少，这才再包起，放到匣子里。临往箱子里放时，掂着匣子的分量又不放心了，又打开匣子看了看，确信钱还实实地在里头，这才探着头把匣子放到箱子最底下，盖上衣服，隔着几层衣服按了按，又把床上堆的衣服都放进去，关上箱子。

他掀开锅盖在怀里揣上五六个窝头，一个咸菜疙瘩，拿上手电棒、割草镰刀，背上背篓，刚准备出门，又看见桌上套着黑皮套的半导体收音机了。带不带它呢？城里的洋玩意，就这戏匣子他喜欢。背着在山上转，能听个戏，没有戏，也能随便听个响，解闷。更重要的是，常常能听到广播保护山林的事，那最紧要了。可今天，天不对，可能要下雨，自己的老寒腿酸疼疼的。算了，不带了，淋坏了。他把半导体收音机也瑟瑟地放进了箱子。

可他又看见那柜上靠墙立着的十几个奖状镜框了，被儿子都碰歪了。他上去一个一个把它们立好，排齐。左右端详了几遍。他不识字，可知道这都是奖他种树、看林、绿化的。有的镜框早漆皮剥落，隔着玻璃，奖状纸也变成焦黄了；有的玻璃早碎裂了，他用布条面糊歪七斜八地粘着；有的是新楚楚亮闪闪的。奖状不管是新是旧，下面都盖着圆红大印。他知道，这圆红大印是比钱还实在管用的东西。那些把奖状双手递给他的公社、县里、还有更上边的领导们，都笑咪咪地和他握过手。他别的事记不住，给他发奖状的人他一辈子忘不了。

他总算出了草房门。

篱笆院四周的绿树上雾气缭绕，鸟鸣一片。他在草房前后的青石板上撒了几把小米高粱。那是他每天离开草房前留下喂鸟的。他一边撒一边低着头粗声瓮气地和树上的鸟叨唠着：“给你们把食留这儿了，看见了不？”

拉上篱笆门一出院子，他就警觉地抬起头，雾气弥漫中，下面上山的小路上传来说笑声。不一会儿，几个小伙子扛着两支猎枪从雾气里慢慢露了出来。

“闷大爷，这雾今天啥时散？”小伙子们问道。这里有几个是山下凤凰岭火车站的铁路工人，大多认识他。

“今天雾散就是下雨了。”闷大爷回答，心中有些紧张，他最怕人上山打猎。

“得了，那还打什么劲啊。”一个一口地道北京腔的年轻人对同伙说。

“老头，这山上有什么打的没有？”这是个留着小胡子戴着鸭舌帽的小伙子。

“没有，没有。”

“连个兔子、狐子都没有？没个活的？”小胡子怀疑地看着闷大爷。

老汉的样子再忠厚不过了：背几乎驼成直角，头不得不很吃力地抬着，头和背又是一个直角。穿着一身黑衣服，整个身子的姿势就像个墨写的“句”字。完全的秃顶，浑浊的小眼睛愣怔地瞅着人。

“前两天倒是来过个豹子。”忠厚人急了，也顺口诌开瞎话了。

年轻人吐着舌头，互相看了看。

“不怕，六七个人，两杆枪还怕个豹？”小胡子充硬汉地说道“山上还有啥？”

“就是蛇多。我这草房顶上，见天蛇吊着尾巴。”

年轻人搔着后脑勺，毛了。

“得了，回吧，不是地儿。”老北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