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的不同。他们现在教的可能还是这一套。

他们还教导说，可笑的人、讨厌的人、坏人或荒谬的人是没有的。我父亲去世前不久对我说：“你知道，你写的小说全没有坏蛋。”

我告诉他，这是我战后从大学里学到的道理之一。

我为了成为人类学家一面在校学习，一面在外边兼职，每周挣二十八美元。我担任了著名的芝加哥市新闻局的警察通讯员。一次，他们把我从夜班调到日班，我一连工作了十六个小时。我们受到该城所有报纸的支持，如美联社、合众社等等。我们报道法庭、警察局、消防局、密执安湖沿岸救生查缉队等有关情况。我们通过芝加哥地下气压传信管与支持我们的机构保持联系。

通讯员在电话里把报道告诉戴着耳机的记录员，记录员便把它打在蜡纸上，经过油印，这些报道便被塞进铜和绒制成的筒子里，这些筒子又被气管所吞没。最厉害的通讯员和记录员是妇女，她们顶替了去前方的男人的工作。

我的第一篇报道就是在电话里讲给这么一个厉害女人听的。

报道的是一个年轻的退伍军人。他找到一个工作，在一座办公大楼里开老式电梯，一楼通电梯的门上有铁的饰边。铁制的常春藤在孔洞里穿进穿出，一根铁的枝条上栖息着两只铁制的情鸟。

这位退伍军人打算把电梯开往地下室，他关起门来往下开，但是他的结婚戒指被门口的饰边钩住了。他被挂在空中，而电梯继续往下降，于是电梯的顶棚把他砸得稀烂。就这么回事。

我在电梯里汇报了这个情况，准备打蜡纸的那个女人问我：“他妻子怎么说呢？”

“她还不知道哩，”我说“事情刚发生。”

“给她打个电话，看她怎么说。”

“什么？”

“告诉她你是警察局的费恩上尉。说有不幸的消息。把这事告诉她，看她说什么。”

我照办了：她说什么是可想而知的。有个婴儿，如此等等。

我回办公室后，那女记录员本人想了解情况，又问我那家伙被砸烂时是什么样子。

我向她讲了。

“你感到恶心吗？”她问。她正吃着三个火枪手牌的棒糖。

“哦，不，南希，”我说“战争期间我见过许多比这还惨的事儿。”

那时人们就认为我在写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了。当时美国不大知道这次空袭。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它比——譬如说——广岛的轰炸还厉害得多连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没怎么公开。

在一次鸡尾酒会上，我偶尔向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教授谈到我所看到的这次空袭，谈到我要写的这本书。他是一个称之为“社会思想委员会”之类组织的会员。他向我谈起集中营，谈起德国人用犹太死人身上的脂肪制造肥皂和蜡烛等等。

我能说的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