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约翰·塞巴斯蒂安·贝奇作曲，马丁·路德作词。这是星期天早晨，毕利和牧师在卡洛林纳山旁召集了大约五十个士兵，来了一个有裁判的演习。不一会到处都是有裁判的演习，他们说在这演习的战争中谁取胜，谁就算活着，谁失败，谁就算死了。

有裁判的演习带来了有趣的新闻。一个假想的敌人从空中假想地发现了这些集合起来的人群。于是他们都假想地死去了。这些假想的尸体笑了，并且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若干年后毕利想起这件事时，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他们边假装死边吃饭的情景，他们这种对待死亡的态度同５４１号大众星生物对待死亡的态度是一样的。

演习快结束时，毕利因紧急事件部队批准他立即请假回家，因为他父亲，纽约州埃廉市的理发师在狩猎逐鹿时被一位朋友开枪误打死啦。就这么回事。

毕利假期结束回到部队后，接到命令要他到国外去。在卢森堡作战的一个步兵团的指挥连需要他。这个团的牧师助理于执行任务时丧了命。

就这么回事。

毕利到团里时，这个团正在著名的突击部战役中遭到德军歼灭。毕刹永远没见到他准备前往协助的那位牧师，也没有领到钢盔和军靴。此时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正值德军发动最后一次强大攻势之际。

毕利幸存了下来，但是他迷惘地徘徊于远离德军新战线的后方。三个不那么迷糊的流狼汉允许毕利尾随在他们后面。三人中两个是侦察兵，一个是反坦克炮手。他们没有吃的，也没有地图。

为了躲避德国人，他们需要在万籁俱寂的乡间走着，饿了就用雪充饥。

他们成一路纵队前进。走在前面的是两个侦察兵，他们聪明、文雅、安静，身上背着来福枪。随后是反坦克炮手，他身体笨重，呆头呆脑，为了警戒德国人，一只手中拿着一支零点四五英寸口径的柯尔特式自动手枪，另一只手中握着一把匕首。

最后一个是毕利·皮尔格里姆，他两手空空，凄惨惨地准备一死。他的样子反常得可笑——身高六英尺三英寸，而胸腔和双肩却好像火柴盒。他没有铜盔，没有大衣，没有武器，也没有长统军靴。他脚上穿的是廉价的短统民用鞋，那还是他为参加父亲的葬礼而买的。他已经丢了一只鞋后跟，因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

这不自觉地高一脚低一脚的舞步使他臀部的关节隐隐作痛。

毕利穿着一件薄薄的田间工作的短外套，一件衬衫和一条粗毛料裤子，他长长的衬衣已浸透了汗水。四人中唯有他蓄着胡子，一簇乱蓬蓬的硬胡子。有些硬毛已发白了，虽然他只不过二十一岁。他的头也秃了顶，寒风和剧烈的运动使他满脸通红。

他那样子根本不像兵，倒像一只肮脏的红鹤。

在他们流狼的第二天，当他们走过一条狭窄的砖头路时，有人从远处向他们四人开枪，放了四枪。第一枪打的是两个侦察兵，第二枪打的是那个叫罗兰·韦锐的反坦克炮手。

第三颗子弹打的是那只肮脏的红鹤。当那致命的子弹嗡地一下擦过他的耳朵时，他一动不动地停在路中间。他彬彬有礼地站在那儿，让那个射手又打了他一枪，这是因为他对作战规则作了一种错误的理解：应该给射击手开两枪的机会。第二枪离毕利的膝盖头只几英寸远，从声音上听起来好像足打的一连串子弹。

罗兰·韦锐和侦察兵已安全地躲进一个壕沟，韦锐对毕利大吼“离开马路，你这个大笨蛋。”最后一句话在一九四四年出于白人之口，还是很新颖的哩。毕利听了感到既新鲜又惊讶，因为他从来没有这么骂过，但这句话发生了效果，他听了清醒过来，并离开了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