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她坐的一张椅偏偏倒“你们至少应该打几件家，再把房修整一下。安居乐业么，先安居，后乐业。”

看着他叭嗒叭嗒远去的两只泥脚，我的客人都好奇他的忙碌。照理说，他在城里有房，有退休金，自己生意还赚过两笔，有什么必要一定要来此搞得一泥脏臭？搞得老婆满腔怨气以至每次见客都要开一场控诉会？他是想发财吗？好像不是。凭他一位叔叔的局长份，他在城里随便开个什么店，帮个什么工，也少不了这一份收。相反，他在这里给东家诊病，给西家送菜秧，到指导杀虫和果树接枝，完全是个义务的农技推广机构——能发个什么财？他还养了条大洋狗。那畜牲大如一小，立起来有人，一天要吃一两付猪肺，害得他老婆三天两就去集镇找猪肺，光是车票钱和猪肺钱都不知赔了多少——有这样发财的么？

“倒也是，不年青了，心不能太大，能多少算多少，悠着。”

“谁说不是呢？说是今年冬天要搞一下的吧？不过，搞不搞，怎么搞，我都随他。”她懒得往下说，看着门外的斜，一脸嫁狗随狗的愁怨。

连农民也觉得他不可思议。

这个时代的好些理，没法与余老板说。

在这个时代，人们可以理解财迷、酒迷、舞迷、棋迷、钓迷、牌迷乃至白粉迷，就是很难理解一个农迷。人们看见健的大汗淋淋，会说那是酷；看见探险的九死一生，会说那是；但看见一个人兴兴地务农，肯定一咬定那是蠢。同样，人们看见粉丝们为台上偶象一掷千金，看见民们在易所血本无归，都会觉得正常。看见余老板玩农活哪怕小赚不赔，也会觉得疯人院没上门锁。

“他恨不得一天有三十六个钟，恨不得我一个人长八只手！”

后来我知，余老板与我还是中学同学，只是不同年级。当年他是“井冈山”的，我是“红造会”的，两派着五四手枪、手榴弹以及砖块铁互相恶斗的时候，说不定我们还过手，只是没有互相记住面容。后来大家统统下农村，他去了另一公社，与我所在公社不算太远。我们说不定在长途汽车上或集镇上也见过面，只是没有特别的。不久前，几位老校友来乡下看我，其中一位女士是他的同班同学。他闻讯后立即提一条大鱼来款待客人，但自己决不留下来吃——其实是忙得没功夫席。

余老板忙得连电视都不看，从不知哪个明星怀了，哪个明星离婚了，哪个明星打官司了，哪个明星的取向有变…这在很多人看来，当然是问题更为严重。他简直是信息时代的白痴一个。他敢不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