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如既往，到患者家里去为他们治病。自从市政建设越来越完备以来，他可以乘马车到任何地方去。

他第一次从欧洲回来后，便乘坐由两匹枣骏马驾着的家用四轮马车活动。这辆马车坏了，他又换了一辆由独马驾辕的双座四轮带篷马车。当马车开始被淘汰，只是在供旅游观光者玩赏和为葬礼拉花圈才使用时，他照旧乘坐这种马车，而且还为它古旧的式样颇感自豪。尽管他拒绝退休，但是他心中明白，除非遇到不治之症，人们是不会上门请他的。他认为那也是一种专长。他只凭外表就可看出患者得的什么病。他越来越不相信药物，对外科手术的普及，他怀有一种惊恐的心情。他说：“手术刀是药物无效的最大证明。”他认为，严格说来，一切药物都是毒药，百分之七十的普通药物都在使人加速死亡。“无论如何，”他经常在课堂上讲“人们已知的良药并不很多，而且只有少数医生真正了解它们的性能。”他从热情奔放的青年时代起，就把自己称为宿命论的人文主义者。他说：“每个人的死期都是自己命中注定，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只是时辰一到，就帮助他们既不害怕又无痛苦地了却生命。”不过，尽管这些偏激的观点已经构成地方医学的组成部分，他昔日的学生们，即使在正式开业之后，也还在继续向他请教，因为他们承认他的诊断准确无误。不管怎么说，他一直是一位可贵的不可多得的医生，他的病人集中在总督区的高贵门弟里。

他每天的工作井然有序，以致如果在他下午出诊期间发生点紧急事儿，他的妻子准知道该往什么地方给他送信儿。从年轻时起，他总要在回家这前去教区的咖啡店里呆一阵子，因此，从岳父的朋友和一些加勒比海难民那里学了一手好棋。但是，从本世纪开始，他就不上教区咖啡店去了，而是打算组织由社会俱乐部赞助的全国性比赛活动。就在此时，阿莫乌尔来了，他下肢瘫痪，当时还没有搞儿童摄影。不到三个月，他高超的棋艺便使所有的人对他另眼相看了。他尤其善于走“象”从来没有人赢过他一盘棋。对于乌尔比诺医生来说，那堪称是一种奇遇。当时，他对象棋简直入了迷，而能使他满意的对手已经不多了。

乌尔比诺医生成了他的无条件的保护人，并为他的一切担保，他甚至没有去调查他是谁，从事何种职业，在什么不名誉的战争中留下一副残废身子茫然地在这儿出现。医生借给他一笔钱，让他开一家照相馆，而阿莫马尔，自从用闪光灯为第一个神色惊恐的孩子照相时起，总是把最后一分钱都付给他。

一切都来自于象棋。最初，他们在晚饭后七点钟下棋，医生略胜一筹，因为对手显然也棋艺不凡。后来医生的优势越来越小，最后就旗鼓相当了。加利莱奥？达孔特先生开办第一家电影院之后阿莫乌尔成了它的最准时到场的观众之一，下棋就只限于没有电影首映式的夜晚了。那时阿莫乌尔和医生已是形影不离的朋友，所以医生便陪他去看电影。但医生看电影从不带妻子。这一方面是因为她没有耐心看那些曲折复杂的情节，另一方面也因为医生凭着他敏锐的感觉，认为阿莫乌尔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好伙伴。

医生在星期日的生活就是另一种模样了。他去教堂出席大弥撒，然后回到家中休息，或到院里花坛上去看书。如果没有十分紧急的情况，在这个专为自己保留的日子里他很少出诊。多年以来，除非情不可却，他从来不接受社会义务。圣灵隆临节那天，由于意外的巧合，两年离奇的事凑在了一起：一位朋友之死和一位杰出的学生庆祝从业二十五周年。虽说如此，他并没有如原来预想的那样在证实了阿莫乌尔的死亡以后径直回家，却被好奇心牵到了别的所在。

他一上车，就把遗书迫不及待地重新看了一遍。他要车夫把他拉到古老奴隶区的一个不易寻找的地方去。这个决定是如此反常，以致车夫想确认一下是否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