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去上班的周末，墙外的生意更是鼎沸，常常我只得逃去到逛，沿着延平北路往下走，到迪化街，再远望淡河海。看熟了台北开埠的商业旧街，和在湖南、贵州、四川逃难时所见的城市很不相同。台北的店面比校小，靠着，很少门、横匾之类的间隔。前半段以布店和金店最多，后半段以货为主。有时，我们会走一半路右转到圆环，开始喜羹和炒米粉。但这些吃和东北人的饺一样，在四川人心中，是不能当饭吃的。我们晚上一定要在那加搭的小竹棚厨房烧饭煮个汤才像个家。

台湾糖业公司产蔗糖，赚回大量外汇是国家收人最大的经济来源之一。榨糖副产品用来大规模养猪，制甘蔗板等等，对台湾的贡献真是大无比。而台糖生产的甘蔗板，在当年解决了无数新来人的居住问题。唯一缺，当隔家孩嬉戏玩闹，推了隔间用的甘蔗板，我这边的屋就变小了…。

这样的日过了将近两个月，突然接到爸爸寄来快信，说妈妈带两个妹妹将在月中到台湾来看看，上海生活已很不易应付了。

王非凡敬书于北平敌牢

这幅字写于胜利前一个月，我珍藏至今。这些人在伪满洲国国民政府的地下抗日工作，九死一生，终熬到抗战胜利，由广阔的东北家乡到上海来，我的婚宴是他们最后一次聚会。几十条血汉，大声地谈着“挟着脑袋打日本”的艰辛往事。在上海所见，他们心中大约也明白将另一场噩梦。这些当年举杯给我祝稿的人，也就是我父亲晚年萦绕心，使他端起酒杯就落泪的人。

圣诞节前数日，妈妈先带小妹乘飞机到，大妹跟韩暄伯伯一家带着家中行李搭太平随后亦到。住在我那陋室虽不够舒适，却是我一九四四年离开重庆去乐山上二年级之后，真正和妈妈一起过自己的日，吃自己想吃的“小锅饭”喜怒哀乐可以如此单纯，幸福的团聚。

大陆是回不去了，爸爸在台湾的朋友帮我两个妹妹办台北一女中班手续。寒假后，宁媛上初三，星媛上初一，比后来的人早一些安顿。京沪渐渐撑不住了，政府迁至广州办公，事实上已作迁台打算。爸爸直到大势已去才搭最后飞机来台湾。

默祷您事业如秋月般的光辉:

婚礼后十天，我乘船回到台湾。此时已全无犹豫，回到原有工作，在已熟悉的台北建一个自己的家。父母不再担心，朋友们觉得我离开人心惶惶的上海，在“海外”有一个生活的目标竟是可羡之事。我也从此对人生不再有幻想。

晚上饭后，裕昌去修各送来的真空收音机，我读着带回家的书。有时我会写一日记，每提起笔，心中就洋溢着悲秋意味的忧伤，过几天再看看就撕掉，不合自己的文学标准。

回到台北，先借住在铁路局电务科长郑兆实先生的家。大约一个月后，带着我们最早买的家，一桌、两椅、一张双人床和小柜，搬人我们的第一个家——奉准将台北电务段一间大仓库用甘蔗板隔成两家，暂用宿舍靠街的一，另一是新科长李枝厚先生一家，有六个小孩，全是很好的中小学生。

一九四五、七、七

我记得那隔成三小间的新家，外面是厚重的木板墙，位于很闹的延平北路，右边是警察派所，与铁路局隔街棺对。墙外一条街通往后火车站，半条街摆满了摊贩，最多是布贩。还有一些菜贩。早上买菜人之后，布贩开始大声用闽南语吆喝“一尺二十块！一尺二十块！真俗！”伴随着把裹着木板的布匹展开，啪啪地摔在摊上的声音，十多个声音此起彼落她一直喊叫到下午两左右，拉黄包车的嚷着“边啊！边啊！”满了我的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