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工程最艰困阶段。八月，彰化与台中之间的大肚溪铁桥被台风冲垮，大淹没了彰化市，CTC的主机房岌岌可危，幸好那晚裕昌在彰化留守赶夜工。八七灾是台湾史上最大台害之一，大肚溪域一片汪洋，直到第三天早晨，两岸堤岸，有少数抢修工程的队伍用小木筏来往。

林。他们派到台湾铁路来的工程师Jocobsson先生，在斯德哥尔搭飞机到香港转往台湾之前，在机场与家人告别时，他的母亲哭得好似生离死别一样。他到台中数月后，觉得可以活下去，才把太太接来。他说，用四百个英文字可以跑天下，他太太的英文比他多很多字，到了台中看到我可以用更多的英文帮助他们衣住行，极为安心。

那时，台中（或者全台湾）的家还没有人用煤气（或瓦斯），仍是用一直径十七、八公分（七、八吋）上面凿了许多通气的煤饼放在瓦炉里煮饭，宽裕一的人家间以木炭炉烧煮茶。铁路局的办事员给Jocobsson夫妇租了一所新盖的泥小洋房，帮他们雇一个“会英文”的女佣，买了必需的家。那时刚刚有三车代替黄包车，送他们新家时，我指给他们看巷的三车“站”并且把我家地址写在纸上留给他们，有事可以去我家（那时尚未装市内电话）。

那天早晨，我坐着裕隆蓬车，带着脸上难掩不安的两位瑞典人到达台中大肚溪岸，在刚泡过，踩上去仍松的一小块临时“打”来的土堤上，把他们

过了两天，换Jocobsson太太坐三车来看我，坐下不久就哭起来，说她丈夫早上去彰化工地上班，很晚才回家，她"terriblyhomesick"。我去找了一只很漂亮的小猫送去给她，那只刚刚三个月的小狸猫十份可，大约很能安她的思家之情。我也常去带她走走，但是台湾和瑞典的文化、气候差异太大，她可真是举目无亲，半年后仍然回瑞典去了。

当天晚上，Jocobsson先生就坐三车来敲门，他说蚊太多了，怎么能睡觉？女佣说自来不能喝，烧了一大壶开太不能喝，需要几个瓶装冷开。我把客房用的蚊帐借给他，再拿几个净的空米酒瓶给他。

至今不明白极极磁场的我，看着那一批CTC工程人员，不分晨昏接受科技的挑战，在那些迷魂阵似的电线路间理脉络，登山涉地架设台湾铁路现代化的最早联络网，分享他们大大小小的失败与成功，我真觉荣幸，又似回到抗战时期，愿尽自己所有的后援之力。

裕昌打电话给我，主机房的问题严重，要我把JOcObssOn先生和另一位瑞典人，线路专家AnderssOn，从他们家带到河边，有台中电务段的同仁会用小船把他们送到彰化。另外，需买些瓶、饼、电筒、换洗衣服，他们得在彰化住到退。我必须去办此事，因为需用英语说明他们将面对的状况，而且只有我认识河边接应的人和地。

铁路装CTC的工地在彰化车站，距台中二十份钟车程，那时公务工程两用的汽车是裕隆公司最早品的帆布篷大吉普车。每天早上，裕昌带Jocobsson先生和副段长陈锡铭先生一起去，晚上再一起回台中。施工后，陈家搬到彰化的铁路宿舍。星期日，工程亦不停，我和三个儿常常坐他的蓬车去陈家，最喜去彰化调车场闲置的空车厢。陈家小孩两男两女与我孩一起长大，陈太太张琼霞女士，和我成为共患难的好朋友，五十年来分享了生儿育女、为丈夫担惊受累的年轻岁月，也一起看到他们凝聚智慧和毅力的工作成果。她带我们去看她田中祖居，西螺妹妹家，去许多电务同事的家吃拜拜，真正认识台湾的风土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