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这些年来。母亲奔波在台北、台中上，我在育儿、疾病、裕昌国差时都有母亲及时支持，而爸爸那些年正开始陷政治困境。他们担忧我赢弱，无法应付家与工作的双重负担。但是，自恃年轻，在代课半年间又重新拾回南开神，我终于接受了台中一中的聘书，从此踏上我自幼敬佩的教育路途。另有一个隐藏在后的原因是，三年后，我也要去投考“傅尔布莱特换计划”我的中学同学和大学同班（谢文津，早一年）能考上，我大约也能考上。在那时，只有这样的公费才能申请护照国。这也是我前程的一大站。

像台中一中那样的学校，除了一贯的平功课外，三拼大学联考的目标似乎渗了每一呼的空气里。他们不仅是要考上大学，而是要考上什么大学、什么科系。这件事难不倒我，我曾经呼那样的空气多年。三甲、乙、丙、丁四班，据说是学号平均分班，数学和英文是“拼”的重。各班任课老师为了自己学生上榜的成绩，暗自也有些课外题的竞争。

台中一中的教员休息室很大。有几大排长长的桌，各科的同事都自成天地。我刚去的时候，由于林同庚老师（台大讲师）由国写信介绍，认识曾任教台中一中的杨锦钟（她不久随夫胡旭光到驻大使馆任公使），她的朋友李鉴娴（国文科），孟文槛（历史科），路翰芬和徐蕙芳（英文科）几位资老师对我相当照顾。徐蕙芳教三乙班，我教丙班。她家住立德街，与我家相距不到两百公尺，有时下课一起回家，渐渐约好早上有课亦同去，坐在三车上。最初只谈功课已谈不完，家里还有一屋事等着。她随夫蒋舆先生全家来台，三代同堂，数十年维持大家的规模。

她比我大十岁，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她的父亲是江苏无锡著名的藏书家，哥哥徐仲年留法回国，曾在重庆沙坪坝时期任中央大学外文系教授，且是著名的小说家和文评家，我在“时与书店”读过他几本书。

在台中十七年，家生活之外，最早跃我记忆的，常常是放在走廊尽的小书桌;用一条红的毡挂在房槛隔着卧房，灯罩压得低低的小台灯，灯光中我们两个人题目写钢板的情景，既浪漫又辛酸。其实其中并没有太多浪漫的情调，多半时间，我们只是两个家主妇，在家人睡后才能在走廊一隅之地，面对心智的挑战。英文有一个最确切的字:“Necessity”（必然）。家人和自己都明白，一旦去了，便必须打赢这场仗。在我那张小桌工作（一直到一九七二年到台北丽街宿舍，我才有了一间小小的，真正的书房），在我的小家，只须得到丈夫谅解，比较单纯。我的丈夫“允许”我们那样工作，因为他一周工作七天，经常差，他不在家的时候，我从无怨言。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遇见了终生好友，徐蕙芳。

在那五年中，每年暑假看大学联考榜单也是我生命中的大事，好似新聘教练看球赛一样，中不断地教他们不要想输赢，心中却切切悬挂，恨不能去派报社买第一份报纸。在那一版密密麻麻的榜单上用红笔画自己的学生名字，五十年前和今天一样，先找台大医学院和工学院的上榜者，

三下学期最后一个月，所有课程结束，开始升学辅导，由各科名师各专长到四班上课，要自编教材，专攻联考可能题目，训练学生锐思考，确作答。徐蕙芳和我在开会时分到翻译和词类变化等文法领域，每人尚需自选练短文数篇，可供诵读，增加阅读能力。

晚上十钟左右，我送她沿着复兴路走到立德街，常有未尽之言，两人送过去送过来多次。直到我离开台中一中多年后仍未分手，功课之外，我们也谈生活与家，她的雍容、智慧与宽宏对我影响很。

那张小书桌奠立了我们一生的友谊，直到她二00七年二月龄逝世，五十年间，人生一切变化没有阻隔我们。她是我三个儿至今温记忆的蒋妈妈：而我，自台中一中开始教书，一生在台湾为人世，都有俯首在那小书桌上刻钢板的神。

我们竭尽所知地搜集资料，那时我开始跑台中的国新闻图书室，我哥哥和他在《中央社》的老同学杨孔鑫有时会寄一英文稿，有关文学和文化的新文章等。我们两人讨论之余，晚上孩睡了，她由立德街走到我家，在我的书桌上写好，多数由我用钢板刻蜡纸，第二天到教务印成全班的讲义或测验题。钢板刻的讲义相当成功，后来几年的畅销升学指南“盗”用了不少，当然我们那时代没有人想到什么版权。我的字方正，不潇洒，很适合刻钢板，那时不到三十岁，那么“重要”的事，觉得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