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初有一个国很有份量的“国学人基金会”（AmercanLearnedsociCty）经国新闻寄来一函，说他们开始给台湾人文科修奖助二名（奖学金很），在一切考虑之中，有一项是“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下”这一年，我已经四十四岁了，自己由青年已中年，在修这方面，竟十年搓蛇，浑然不觉…许多年来，父亲不只一次说，你一生作个教书匠，很可惜啊。他似乎忘了我大学毕业时，兵荒之际，他反对我国念书，虽然当时已得到霍利约克学院的学准许，怕家人失去联系，更怕我成为孤僻的书呆，耽误婚姻。这十年来，学校每年都有一些国际的通知，但是丈夫工作极忙碌劳累，三个孩尚小，我收到那些通知连看都不敢看，更不敢想。而今发觉所有的公费资格都限在四十五岁。既然家必须搬往台北，可以搬在父母家附近，妈妈易于伸援手。如果想留在大学教书将来不被淘汰，今年是最后的机会。

那个七月是难忘的炎，我们一家五，放弃所有的猫，只带了一只小狗，由台中的大院，架的日式房，搬到铁路局代祖位在金华街的三十多坪公寓，好似一个蒸笼（那时还不普遍装冷气），三个青少年失去了伸展的空间，烦躁不宁。而我却在“安顿”之后，立刻要渡重洋漂大海追求一个他们听不懂，也许至今他仍不谅解的“学术理想”！许多年后，我只记得那不安的熬煎，焦烂额的夏天夜晚，已全然看不见天上的星辰。

有一次，我让学生一篇沃尔特·佩特（WalterPater1839——1894）的《给蒙娜丽莎（"ToMonaLisa"）的翻译，大家坐在位上得“快死掉”了。那实在是很大的挑战，那短短一页，充满文艺知识，刻的描写内在的奥秘。每个人都纠着眉，一副快要阵亡的样，真是采。翻译课这班是大三，每年有二十多个人，最早的学生有钟玲、孙康宣、郭志超等。钟玲曾写了一首诗《听雨》送我。

这个基金会初审通过了我的申请，但是必须在八月三十日之前到纽约面谈再待决审。我同时也再申请傅尔布莱特换计划的旅费与书籍补助，那又是一场“三堂会审”式的考试…他们之中有一位是刚由哥比亚大学来台访问的夏志清先生。他问我对于艾略特（T.S.Eliot）的戏剧有什么看法？恰好在前一年暑假我读了他的三个剧本，《大教堂中的谋杀》、《家聚会》和《尾酒会》，所以颇有可谈。

中作业。那是非常辛苦的，我拿回来批改，改完后下次上课时第一个钟发还作业并且讨论。每个段落，我都摘重。和学生谈翻译的各可能。

我不太赞成翻译讲理论，直到今天也不认为理论可以帮助人。我的翻译课完全要动手去的，有累积的英文能力不是平白就能得来，也要有很好的范例，我必须观四面、耳听八方似地找很多资料，才能教得充实。

我一九六七年赴国修，在印第安纳大学的郭志超照顾我，常请我去听印大著名的音乐会和歌剧，由他认识了许多终的朋友。

一九六七年，裕昌突然接到调差令，调往总局，负责铁路电气化的研究及准备工作，因此家必须搬去台北了。

这一年暑假，两个大孩办了转学中一、二年级，小儿考上了第一志愿大安中学初一（当时自以为已经安顿，今日回想。何等无知），中兴大学为我办了留职留薪修一年（当年薪俸以台币换算，不足一百金），我才有分得换计划奖助。但期满必须回原校任教三年。这年暑假我由教育审定，升等为正教授，距我来台整整二十年，我仍在奋斗，求得一个立业于学术界的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