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课的内容和资料都与她充份讨论，适合学生程度，省去双方摸索的苦恼。选课的学生近二十人，算是很不错的了。上课不久又举办了一个东方文化展，很成功地加了我们文学课的背景。而在生活上，她对我照顾。和我同住宿舍的胡宏莱小，会煮一手致的中国菜，这位新校长和一位韩国学生丁英慧（后来才知她是韩国总理丁一权的女儿，也上我的课）与另两位中国修女（其中的蔡瑛云回国后在静宜大学工作至今）常是我们座上朋。她也帮我找了几位定期去印大上课的教员，开车去时带我去。但是，时间的合并不容易，每周去一、二次是不可能的。从特雷雹特到印大开城之间没有公共汽车，更何况须先走三千亩的树林！在国人看，区区七十哩小事情，对于我却似不能逾越的河汉。所以我去印大比较文学系拜访了系主任PrOf。HOrstFrenz，谈了我的困境，取得了所开课程表，回到树林。认命专心教书，下学期再说。

我抵达树林的第三天午餐后，修会在会场有一个历史的投票，决定是否卸除纱。投票前后都有激辩，充满了“声音与愤怒”（"soundandfury"），主张废除纱的年轻修女一派得到胜利，有人甚至呼，而保守的元老派明显地显得悲伤、愤怒。过了几天又将长裙藉投票缩短至膝下三寸，不久校园上即见到新装修女步履轻快地来去，那些始终不变的面容更加严肃了。除此外，修院生活内规也放松了许多。

地带着行李等她，立即过来拥抱迎，帮我提了行李上她的汽车，开三十多哩小路了树林。校园不大却很有气派，大的数幢红砖大楼，不远有一所小小院和浅绿的小楼，即是我将层住一年的极舒适的教职员宿舍。她提着我的箱送我了一间舒适的房。要我休息一下，六钟会请邻室的胡小（Janet）带我去餐厅。餐厅在丛树，敞明亮，可供全院师生近千人餐，靠近圣母玛丽抱着圣婴。一区是教职员区，也是校务会议的场所。在这里，我相当地看到一个修会在某些制上的改变，和改变过程的辩论、冲突与痛。

那四个月是我一生有系统地读书的开始，树林中的圣玛丽学院办学态度相当事业，教学亦是平以上，绝不是只为养成贵淑女而已，所以其图书馆虽不大却质量不差，尤其英文学方面，藏书相当充实，是主力所在。为了教课，我遍读馆中所有有关中国文学的书，看到中国现代文学外，除“五四”后的新小说如鲁迅的几本，有茅盾的《蚕》，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群》、《猫城记》，甚至还有中共的样板作品《金光大》等，只是没有台湾的任何资料。当然，那时我们也没有任何英译作品这也是我后来发愿作台湾文学英译的心愿萌芽之地。我却在此意外地亲自看到天主教修女制度在一九六0年代面临形式与内涵“现代化”的一段过程。

第二年暑假，有相当多的年轻修女退会、还俗。西方文化与宗教息息相关，我有幸在近距离看到最心的奉献形式与内涵的变迁过程，以自己来自古老文化，真是慨良多。也因此结了几位天主教修会的朋友，终生可以谈学问、谈观念。也谈现实人生。一年后我由印大又回树林教了一学期书，颇有宾至如归之。

我们了餐厅，坐在第二排长桌。晚餐极正式，总院的一位年长修女带领谢饭仪式之后，说:“现在请校长介绍新来的老师。”此时，只见我的朋友SiSterMaryGregO屯利落地由正中间的座位站起来，引我向前，向全厅介绍了我我想我当时必是满脸困惑、张结不知说什么才好的样。因为我不知她由台中回到国是任校长的（给我的聘书上签名的是上一任校长）。到那餐厅之前，没人告诉我。在我们多次谈话和通讯中她自己也没有提过。原来，邀请我开中国文学课程，也是她的“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