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八日，郭教授告诉我，柏林的学生都得去看一记录像片《柏林沦陷四十年》。我到市中心库当大街我赖以衣维生的KaDeWe百货公司门，车站和街上充满了各游行的队伍，静静地举着不同的标语，在保存炸毁面貌的大教堂四周有些激昂慷慨的演说。这记录片真是令人意外的完整与清晰，从希特勒开始鼓动人心到开战，战争重要场面及人民生活;而大份是纳粹末日，欧洲战场溃败。盟国空军城市地图，有系统地轰炸柏林，而且事先预告，你们如仍不投降，明天炸毁哪几条街。影片上逐日照地图区域和轰炸前后实况，可谓弹如雨下，只见整排整排的街都在盟军炸弹之下灰飞烟灭成为瓦砾，原来这权力之都百外之六十以上是如此毁灭的。五月二日盟军城之日，幸存的百姓躲地下室，被抢先占的俄国兵拖来刺死、暴，接着城的英国军车在路边捡拾小孩，带他们去吃饭，军在旁警戒…，画面清晰详细，不忍看也得看。这是德国人自己摄制的记录，留给后世孙看的。

那一周的《时代》杂志以怕林投降四十周年为主题，有一篇社论《空前的灾祸），大意是德国投降时，苏俄坑杀降卒二十万，埋在由汉堡往捷克的易北河沿岸：而日本投降前，广岛、长崎毁于原弹，两国都认为自己灾难最大，但是遭受最大灾难的岂不是死了数百万的犹太人吗？其实，灾难是无法比校的，对每个受苦的人，他的灾难都是最大的。

外她也对我协助照顾，我们因而成为好朋友。她也是我在柏林的导游，使我在那里不致瞎撞，如识途老，带我认识真正的柏林。

上课两周之后，决定找一所自己的住，慧文带我照广告到看房，那真正是认识一个城市的最好方法。我唯一的希望是有一张书桌，窗外有个院。我原以为柏林是文化古都，当然家家都读书，但令我惊讶的是，看过的六、七租屋都没有书桌，即将放弃时，来到一个树荫绵延的小街，在大园似的巷里一幢小楼，楼下前后两大间和小厨房、餐桌，走里面一间，第一看到一张大大的、真正的书桌！

这天我回到住所天已黑了，全楼未亮灯，原住楼上的房东太太气病发。住在医院。我一个人夜坐灯下，反复现《柏林沦陷四十年》许多城毁人亡的场景，不免想起重庆在日机轰炸下的那些年，我们对死亡不得不采取赌命的无奈态度。看了柏林被炸毁的区域地图，才明白这丽的新城原是盖在废墟上的！这书桌、这床铺下面会不会原是上一代的埋骨之地呢？悚然而惊，连续数日夜不成眠。

半世纪以来犹太人的悲痛成书近千，而中国人在八年抗战中的悲痛几乎无人详

桌旁全扇的窗，外面是一座树环绕的真正的院！租金比别加倍，但这就是我在柏林最合理想的落脚之地了。那四个月间。我每天看着全街不同的圃由苞到盛放，从树荫中走来走去，忧患半生，从未有如此长时期的悠闲境界。刚到那几个周末，远远近近听到礼拜堂的钟声，收到海音寄来“纯文学”版的书，写信告诉她:“礼拜日，满城钟声。”她以一贯的急惊风速度回信:“恨不得也到柏林来！”

记。一九四九年中共占据大陆后，那八年正面抗日的是国民党，留在大陆侥幸末死的都必得否定过去一切，那时殉国的血军民，在政权改变之后，都在“第二次死亡”时被湮没遗忘了。而我，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二十年来在国际文学之际切地宣扬“我们台湾文学”又何曾为自己生的故乡和为她而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

战后柏林复苏，在废墟上重建大城市，遍植树木，用欣欣向荣的生命覆盖死亡。英占领的西德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她最大的愿望是恢复文化大国，所以国际文化活动很多。我到柏林不久即见街挂“地平线（Horizon）世界文学会议”的预告，也知将有盛大的大陆作家团参加。开会前我收到白先勇短简，他与陈若曦、钟玲、李欧梵和郑树森受邀将代表台湾和海外华文作家参加。他们到柏林后，郭教授与我和车慧文竭诚招待，但是主办单位虽在节目表上排他们五人的发言及作品朗读时间，会议大厅树立的大型广告牌上有大陆的作家，却无台湾五人，我们都很愤慨。虽然自由大学先举办台湾文学座谈会，但是，形势比人，大陆十位作家受到的关注和接待明显烈。柏林和旧金山一样，对这些早期由铁幕来的作家充满好奇和趋炎附势的姿态。

从此。我和自由大学这班学生问答之间就有了一层层沉重的涵义。阅读王祯和《小林来台北》时，他们认为你必须到柏林才能觉到德国近代史的度，这引观光客的围墙，只是一浅浅的象征罢了。我提到初闻柏林钟声的喜悦，有人说，战后许多不同宗教教派在不同的灾难地修筑教堂，不仅是追祭亡魂，也是希望有持久的赎罪，终得平安的祈求之地。你看…柏林的教堂特别多！从此，我听到钟声再无喜悦之。回到台湾，连寒山寺夜半到客船的钟声也没有。小林到了台北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