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凳子上坐下休息了片刻。从此处看去，城市像一道地上的银河，从四面八方伸向无穷的远方。

当我们沉默地坐在那里时，我的心里在斗争着，要不要与她分享自己纷乱的思绪。我们相互间有足够的了解吗？我没有把握，但我还是冒了冒险。

“西尔维亚，《茶花女》总是会使你哭成那样吗？”

她点点头。“我想意大利人比较多愁善感吧。”

“美国人也一样。但是我发现，我总把舞台上看到的痛苦和自己生活中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能够得到社会尊重的回忆过去痛苦的借口。”

她的眼睛告诉我，她完全理解我的意思。“你知道我母亲的事？”

“知道。”

“你知道，今天晚上——在台上——当医生宣布薇奥列塔死了的时候，我禁不住想起了父亲对我说同样这些话时的情景。不过我并不需要为自己的哀伤找个艺术性的借口。我仍然非常想念她。”

“这些年你父亲是怎么应付过来的？”

“其实，他根本没法儿应付。我是说，都快15年了，可他还是像个沉在水里的人。偶尔我们会谈起这事，但多数时间他完全沉浸在工作之中。他就那么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远离他人。”

“也包括你吗？”

“我想特别是我。”

我在想这个话题对于她是不是过于困难了，但这时她自愿说了下去。

“我那时只是个小女孩，所以不太能体会她的一切——《晨报》的第一位女主编，致力于社会改革，而且非常勇敢。要能无愧于她可不容易。不过我宁愿认为她很高兴我成了今天这样的一个人——或至少正在努力成为这样一个人。”

我不知道是该用假惺惺的陈词滥调来回答她，还是说出心里的真正想法——故去的父母只活在子女的心灵中。

她叹了口气，出神地凝视着水面。她的痛苦显而易见且可以感触得到。

“嘿，”片刻后我说道“真对不起，也许我根本不该提起这件事。”

“没关系。我身上的某个部分仍有谈论这事——谈论她——的要求。结交新朋友提供了一个易于接受的借口。”

“希望如此，”我轻声说道“我是说我希望我们会成为朋友。”

她的反应一时有些羞涩，然后回答说：“当然。我是说，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她的口气突然变了。她看了一眼表，匆匆站起身来。

“哎呀，你知道现在几点了？为了明天上课，我还有两篇文章要读呢。”

“哪两篇？”

“斑疹伤寒。”我们开始急匆匆地离去时她答道。

“啊，”我装腔作势地说道“请允许我提醒你，大夫，在那个术语中其实包含三种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