呢？”

呃，我心里想，你可以从表现得友好一点开始。我想像他的买卖不见得好到能拒绝像我这样的可能的皈依者的程度。

他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两只手的指尖对压在一起，看着西尔维亚。

“婚姻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达历山德罗小姐，而且当然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结合。”

西尔维亚看了我一眼。我的表情说明，对他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我是越来越不耐烦了。

她回过头去用和缓的口气说：“我们明白这一点，先生，所以我们才来找你。我在威尔特郡的圣巴塞洛缨读过书。”

他听了似乎觉得很受用，便直接回答西尔维亚道：“好呀。”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时西尔维亚追问道：“那你愿意主持我们的婚礼吗？”

“当然，当然，到时候会的。但是教会的规矩是，想结婚的人必须到我们这里来五六次，以使他们得到充分的准备。你们愿意每月来一次吗？”

我不能肯定，但是我认为他刚刚把我们的婚礼推迟了半年。可我错了。

“当然你们的情况是，”他补充说“有一方为非天主教徒。”他看着我。

“我是不是可以认为你愿意接受宗教教导？”

“是的。我是不是可以认为，如果我不愿意，我不必正式皈依天主教？”

“是的，只要你同意子女在这一真正信仰的教育下长大。”

有一刹那功夫，我没有做出反应。我已经对西尔维亚说过，我愿意我们的孩子成为天主教徒，但是我不喜欢这个人对我施加压力。然而，我明白只有一个词能使我们摆脱这里，因此我说了出来：“同意。”

“好极了。”他的反应是这一天里最热情的。“我可以肯定，对于像你这样一个有教养的人，最多再要3个月时间就够了。”

不，这已经是一个长达9个月的拖延策略了。

我只是点了点头。

“很好，”他站起身来“那么现在这个钟点对你们方便吗？”

“方便，先生，”西尔维亚客气地说“这样我们来回只要一天就够了。”

“非常好。那我们是不是…”他手伸进法衣的口袋，拿出了一本精巧的皮面日志。他仔细地翻过后建议说：“我们24号再见面，行吗？”

那是3个星期以后。

“好的。”西尔维亚代表我们二人回答。说完后，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拉了出去。

一走到他听不见的地方，西尔维亚便低声说道：“深呼吸，马修，做深呼吸，等到了街上再说。”

我们必须从教堂的门廊经过才能回到停汽车的地方。

那时，我们才看见了后墙上的铜牌。日期是1922年，是为了纪念教堂最初的捐助者而设的。其中赫然包括了温琴佐·达历山德罗，法玛公司的创始人，以及他为之忠实服务的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

“哦，这就明白了，”我挖苦地说道“你知道这是个家族教堂吗？”

“我要是知道的话，你觉得我会提出到这里来吗？”

然后她用那美丽的大眼睛看着我，柔声问道：“你仍愿意和我结婚吗？”

“当然啦，西尔维亚。只要不在这里。”

我们在意大利和美国使馆的经历与在教堂的经历截然不同。当地态度和蔼的职员答应尽一切可能促使他们各自的政府尽快同意我们在国外结婚。他们都对我们说，我们可以准备在两个星期后举行婚礼。

我们冒着让弗朗索瓦失望的危险，退掉了在尼亚拉饭店预定的当晚的餐位，而在公园咖啡厅匆匆喝了一杯蒸馏咖啡就动身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