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上床睡觉。晚安，老伙计。”

当我迅速列出要叫醒的工作人员的名单时，疑虑和不安开始袭上心头。我承担了把一个人的生命带上未知航程的责任。尽管乔希的父母已向我保证他们不抱幻想，但一想到我的失败会给他们造成怎样的痛苦，我仍然觉得受不了。

时间太宝贵了，我给乔希病房的值班护士打电话，让她把乔希的父母立刻叫来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她回答说李普顿先生和太太已经在儿子的病房里了。

由于强烈地意识到每一粒沙子正不停地从沙漏中漏下，我冲过院子，跳上电梯。今晚电梯上数字变动之慢令人痛苦。

到达乔希的楼层后我冲向他的病房。芭芭拉和格里格·李普顿已经在走廊里等着了。他们的高兴实在是为时过早，让人不安。

“啊，希勒大夫，真是个好消息。”芭芭拉激动地说。

“谢谢你，大夫，”父亲比较清醒地说“你给了我们又一次机会。”

我知道自己最困难的任务是保持信心而又不完全排除疑虑。这很微妙，但我必须这样做。他们和我一样必须有失败的准备。

孩子已经醒了，我们友好地交谈了几句。我的高级实验助理里萨在准备器械。

我问小病人他知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

“爸爸说这是又一次击球，是种新药什么的。”

“不是药，”我解释道“只是我想出的一种办法，把你血液中的细胞重新安排一下，好让它们回到你的身体里去把肿瘤永远吞灭。”

他睡意矇眬地点了点头。我从盘子里拿起注射器，想在孩子瘦骨零丁的胳臂上找一条没有被针扎过的血管。我尽可能轻地把针扎了进去，抽了血。

里萨这时急急回到实验室，两个助手等在那里，开始了那缓慢的、棘手的、仍未能证实的、将他的T细胞进行处理使它们能向肿瘤进攻的过程。

清晨6点，我实验室的设备嗡嗡作响，激活过程正在进行。这需要时间，而最缺乏的正是时间。我没有事情可做，就在实验室里来回踱步。里萨是唯一有胆量指责我的人。

“看在老天的分上，马特，你就不能找个别的地方去踱方步？你搞得大家都紧张得要命。”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是医院新闻官员华伦·奥立佛打来的。

“嘿，希勒，出了什么事？”

我没有心情公开我的焦虑，因此努力回避问题。但他很坚持。

“我听说你得到了华盛顿那帮人的同意，怎么回事？这可是新闻，老兄。这是了不起的新闻。”

“只有成功了才是。”

“会成功的，对不对？再说，就是不成功，你是第一个获得同意这样做的人，仅仅这一点对我们就很有利呀。”

我尽力控制住火气，提醒自己他的任务是在报纸上得到报道，这正在迅速成为医学中的一门专业。

“对不起，华伦，现在我实在是忙得要命。”

“好吧，只是不要忘了我的存在，马修。我们是一起的。你是内勤，我是外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