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他的父亲堵住了我,极力想在信息上捞几根稻草。“现在情况如何,大夫?”
“现在要说出个所以然来还为时过早,格里格。”
“那你为什么老是给他做检查?”他问。
我怎么能对他说实话,告诉他我只是想检查检查,看他的儿子是不是还活着?
在第5天快结束时,我们把乔希送到放射科去做术后第一次扫描。当放射科专家阿尔·雷丁使劲往一个微型磁带录音机里口述他的观察所得时,我们全都挤在他的周围。
“肿瘤大小是1。5×2×2,和上一次在14日的大小比较,表明没有增大。”
从旁观者中发出一阵嗡嗡声。
“我没听错吧,阿尔?”我问道,希望百分之百地肯定这不是我的想像“你是说肿瘤一点儿也没有长吗?”
“我想刚才我就是这么报告的,马修。”雷丁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一面挪开身子好让我更仔细地看看。
这时我突然满怀希望,但却没有勇气和别人分享这份希望,甚至不敢告诉他的父母,而他们的反应和我们谨慎的放射学家正相反。
芭芭拉开始轻轻地哭了起来。“你成功了,大夫,它已经不发展了。”
“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地这么说呢,”我警告道“再说,只要有一丁点的肿瘤,就总会有大出血的危险。我们还没有摆脱困境呢。这也可能是暂时的缓和。现在我要再给他导人一些我们做好的新细胞。”
但是现在我抱乐观态度了。谨慎的乐观。
4天以后的扫描表明,肿瘤不仅停止了生长,而且缩小了20%。要掩饰我的狂喜心情是越来越困难了,特别是当两个星期以后,乔希已能两条腿垂在床边坐起来时。
“你会打网球吗,孩子?”进行第三次细胞导人的那天早上我问他道。
“会一点。”他说。
“那你和我应该约好哪天打一场。”
“好的,大夫。”他笑了。这一次我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乐观的情绪。
3个晚上以后,奇迹出现了。我正结束查房,心想顺便去看看乔希。我拐过一个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走廊的那一头,我的病人正和他的父母一起散步呢!没有人扶着他。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向他们冲了过去。
“你感觉怎样?”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
“很好,大夫。特棒。”
“他不仅很好,他简直是好极了。”格里格笑道。这是我看到他最表露感情的一次。
我们没有按照惯例要求预约。我干脆让一个护士去通知放射科,说我们马上带孩子去做扫描。他们没有让我们等。
结果十分轰动。肿瘤缩小到原来的一半,已经不再压迫大脑了。
不易动感情的阿尔·雷丁终于解冻,使劲和我握手。“祝贺你,马特,你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