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五日，当我踏上英国土地的时候，要塞鸣炮向我致敬。一位军官代表司令官陪同我检阅仪仗队。我下榻在“造船匠”旅店，旅店主人和仆役们毕恭毕敬，脱帽迎接我。市长夫人以全城最美丽的太太的名义邀请我出席晚会。我的大使馆随员比英先生恭候我到达。精美的晚宴为大使先生洗尘，但大使先生完全没有胃口，也丝毫不感觉疲倦。民众聚集在我的窗下，唱起欢迎的歌曲。那位军官又倒回来，不顾我的反对，在我门前布置了岗哨。次日，我用我主子的钱发放了丰厚的犒赏之后，坐上由两名衣着华丽的车夫驾驶的轻马车；在隆隆的礼炮声中，四匹彪悍的马拖着车，大步小跑着，载着我向伦敦驶去。我的随从乘另外几辆马车跟在我后面；穿号衣的报信使者伴随车队。我们穿过坎托贝丽，引起约翰—布尔和同我们交错而过的豪华马车的注意。在布莱克—里世，过去强盗们经常光顾的蛮荒之地，我看见一座崭新的村庄。不久，笼罩伦敦城的漫天烟雾出现在我眼前。

我堕进这个充满煤烟的蒸汽的深渊，就像跌进鞑靼人的炉子；我穿过这座我熟悉的城市，到达位于波特兰广场的大使馆。代办乔治？德？卡拉芒伯爵先生，大使馆秘书马塞吕斯子爵、埃？德卡兹男爵、德？布尔格内先生，大使馆的随员们，彬彬有礼地迎接我。人们给我递上英国部长们和外国大使们的名片，此前他们已经得知我即将到任的消息。

一七九三年五月十七日我曾到达同一个伦敦；当时，我是一个卑微和无知的旅行者，从泽西岛来到南安普敦。市长夫人不知道我路过；市长威廉？史密斯十八日给我开了一张前往伦敦的路条，附上一张“外侨证明”关于我的体貌特征，上面用英语写道：“弗朗索瓦？夏多布里昂，流亡军的法国军官，身高五尺四寸，棕色颊髯和头发。”我谦卑地同几位度假水手一道乘坐一辆最廉价的马车；我在最便宜的饭馆吃饭；我进人这座由皮特先生统治的富裕和著名的城市的时候，我是穷困潦倒、疾病缠身和默默无闻的。我住在一间月租六先令的顶楼里，那座房屋位于一条名为托顿汉—考尔路的小街的尽头，是我的一位布列塔尼堂兄为我准备的。

啊！老爷呀，愿你今天

如此荣耀显赫的生活，

同那些幸福时光不同！①

①引自伏尔泰的诗。

然而，我在伦敦陷入另一种默默无闻。我的政治地位掩盖了我的文学声誉。在联合王国里，没有哪个蠢人不更加重视路易十八的大使，而不是《基督教真谛》的作者。我将看看在我死后，或者我在乔治四世身边不再取代德卡兹公爵之时——同我一生别的事情一样，我接替他的职位是同样奇怪的事——，情况将如何变化。

作为法国大使，我到达伦敦之后最大的乐趣，是将我的马车停在街心公园一角，到大街小巷和那些老百姓居住的简陋的郊区集镇上散步。那些街道是我过去经常光顾的地方；那些集镇在同样的痛苦笼罩下是苦难的藏身之所，当年不知道次日是否有面包的我，同我患难与共的朋友常常到这些不为人知晓的地方去。如今，我桌上摆着三道或四道莱。在那些过去向我敞开的那些狭小和穷困的房屋门口，我如今只看见陌生的面孔。我不再看见那些可以从手势、步态、样式陈旧的衣着辨识出来的游荡的同胞们。我不再看见那些殉道的神父，他们围着打裥颈圈，戴着大三角帽，身穿磨破的黑色长袍，过路的英国人向他们致敬。两旁宫殿林立的宽广街道如今被打通了，出现一些新建的桥梁，路边栽种了树木。波特兰广场附近的摄政王公园取代了从前布满牛群的草场。以前从我顶楼的天窗可以远远看见的公墓，如今消逝在一座建筑物的围墙之内。当我到利物浦勋爵家去的时候，我费好大劲才找到查理一世的断头台的位置，现在那里是空无一物的广场；新建筑物逐渐扩充地盘，向查理二世的雕像包围过来，让人忘记那些值得记忆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