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来访，威林顿公爵求见，坎宁先生找我，格维迪尔夫人要我十点钟赏光，到她的歌剧院包厢里去，曼斯菲尔德夫人约我午夜到阿尔玛克①。饶了我吧！我往哪里躲好？谁来解救我？谁能够使我摆脱这些折磨呢？回来吧，我那些穷困和孤独的日子！复活吧，我流亡中的伙伴！我们走吧，我的睡行军床和睡草垫的伙伴，我们到乡下去，到一个为人不屑的小酒店的花园里，坐在一张木头长凳上喝一杯劣质茶，聊聊我们疯狂的希望和我们的忘恩负义的祖国，倾诉我们的烦恼，设法互相帮助和援助一位比我们更加穷困的亲戚吧。

①指阿尔玛克沙龙，伦敦贵族当时在那里举行舞会。

这就是住进伦敦大使馆头几天我的感受和想法。当我在肯辛顿公园里，用一种不那么沉重的忧郁麻醉自己的时候，我才能逃避大使馆的令我压抑的忧郁。公园本身一点也没有变。只是树长高了一些；在仍然寂静的园子里，鸟儿平静地筑巢。甚至不再时兴在那里集会了；而过去，当法国人当中最漂亮的女人——雷卡米埃夫人——，走过的时候，身后跟随一大群人。在肯辛顿空无一人的草坪旁边，我喜欢观看马群和时髦男女的车辆在海德公园奔跑，其中有我的没有载人的轻便双轮马车，而我重新变成流亡小贵族，沿着小径往上走，那位被驱逐的神父过去在那里读经。

在肯辛顿公园里，我酝酿了《革命论》；由于我重读了我的海外游历日记，我写成了《阿达拉》的爱情故事；也是在那个公园里，在一片低沉、金黄色、仿佛被极光照耀的天空下，我在田野上长时间漫游之后，用铅笔记下描写勒内的爱情的初稿。晚上，我将我白天思索的成果记在《革命论》和《纳奇兹人》中。这两部手稿是同时并进的，尽管我缺钱买稿纸，而且因为没有线，我用从房间内的木条上拔出的钉子将稿纸钉在一起。

这些焕发我的最初灵感的地点使我感觉它们的力量；它们现在反射着往事的温柔的光芒；我感觉自己正在重新提笔写作。在大使馆里浪费了多少时光呀！同在柏林一样，要在此地继续我的《回忆录》，时间是不缺乏的。这部《回忆录》是我用骸骨和废墟建造的大厦。我在伦敦的秘书们希望早上去野餐，晚上去跳舞：好极了！男士们，彼得、瓦朗坦、刘易斯，上酒馆去了；女士们，罗斯、佩吉、玛丽亚，去逛街了；我求之不得。他们将大门的钥匙留给我：看门的事就托付给大使先生了。如果有人敲门，他就去开门。人全走了；只剩下我一个：动手干活吧。

我刚才说过，二十年之前，我在伦敦写了《纳奇兹人》和《阿达拉》的初稿；而我的《回忆录》正好写到美洲之行的时候：这两件事凑在一起，真是奇妙极了。把这二十二年一笔勾销吧，就像它们从我生命中一笔勾销一样，我们向新世界的原始森林迸发吧。到上帝高兴的时候，我才会写关于我的大使馆的故事。然而，只要我在这里待几个月，我就有余暇从尼亚加拉瀑布写到德国的勤王军，从勤王军写到我流亡英国，法国国王的大使可以在他流亡的国度讲述他流亡的故事。

一八二二年四月到九月

于伦敦

横渡大西洋

前一卷以我在圣马诺登船结尾。不久，我们就驶出英吉利海峡。西面滚滚而来的巨狼表明：我们已经进入大西洋了。

那些从未出海的人，很难体会远航者从船舷四望只看见大洋的严峻面孔时的感情。在水手危险的生涯中，有一种由于远离陆地而来的独立不羁。他们把人类的情感留在岸上了。在他们离开的世界和他们寻求的世界之间，他们的爱和祖国，仅仅是载负他们的海水。不必再履行义务，不必再回访，不再读报纸，不再谈论政治。甚至水手的语言也不同一般：这是海洋和蓝天的语言，是沉默和暴风雨的语言。你生活在水上世界，你周围的人与陆地上的人有不同的衣着、趣味、作风、脸孔。他们有海豹的粗犷，也有飞鸟的轻盈。他们脸上没有社交生活的忧愁。他们脸上布满的皱纹好像收拢的船帆的褶子。在海上，脸上的皱纹是被海风、而不是被岁月挖掘的。这些人的皮肤被盐所浸渍，坚硬、呈红色，犹如海狼拍打的礁石的表面。

水手对他们的船舶一往情深。他们离船时伤心痛哭，归船时喜极而泣。他们无法留在家人当中。虽然他们无数次誓言不再去海上冒险，但他们终究不能离开大海，就像一个年轻人无法离开一位暴躁和不忠实的情妇的怀抱一样。

在伦敦和普利茅斯的码头上，不难发现一些在船上出生的水手：他们从小到老从不上岸；他们只是从他们的飘浮的摇篮边观看陆地，他们是那个他们并未进入的世界的旁观者。在这种变得如此狭窄的生活空间里，头顶云彩，脚踩深渊，一切对于水手都变得有生气：一只锚、一张帆、一根桅杆、一门炮，都是人们钟爱之物，它们都有自己的故事。

船帆在拉布拉多半岛①海岸附近撕破了；帆篷长用一块你现在看见的布将它补好。

①拉布拉多半岛(Labrador)：北美东部的半岛，今天属加拿大。

在三明治群岛②的珊瑚礁中走锚之后，是这只锚拯救了船。

②三明治群岛(ilesSandwich)：大西洋南部岛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