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基金，在我一七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从南安普敦到伦敦时就存在，它也许会替我支付看病的诊费。那时，我舅舅贝德的儿子、我表兄布埃塔阿代安排我住在霍鲍尔的一间顶楼上。人们曾经希望出现奇迹，通过改变环境使我恢复当兵所需要的体力。但是，我的健康非但没有恢复，反而每况愈下。我肺部有毛病；我瘦削而苍白，咳嗽，呼吸困难，出盗汗，咯血。和我一样穷困的朋友带我到处求医。那些希波克拉底①让成群的叫花子在他们门口等候，以一畿尼的代价向我宣布，我的病只能忍耐，还加上一句说：“T'isdone，dearSir.”(没治了，亲爱的先生)。以其关于溺水者的实验出名的戈德温医生比较慷慨：他免费给我看病；但他以冷酷的态度(他对他自己也如此)对我说，我还可以活几个月，也许一年或两年，如果我注意不让自己劳累的话。“你不要打算从事长期工作。”这是他的诊断结论。

①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最著名的医生。

对我的末日即将来临的断言，除了不可避免地引起我感情上的悲哀，也给我带来难以置信的心灵平静。《革命论》的出版说明中的一段话和《革命论》本身的一段话，可以用这种精神状态来解释：“由于受到一场希望甚微的疾病的打击，我以平静的目光看待一切；对于离开坟墓才几步路的旅行者，他受到坟墓的肃穆气氛的感染。”贯穿《革命论》的苦涩的思考是不奇怪的：这本书是我在死亡的威胁之下，在对我的宣判和执行之间写的。一位生活在流亡的穷困之中，而且相信自己的死期即将到来的作家，不可能带着欢笑面对世界。

但是，怎样度过这一段恩赐给我的时光呢？我本来可以靠我的剑生活或者很快死去，但剑已经与我无缘；我还能做什么呢，拿起笔？我这杆笔既没有名气，也没有把握，我不知道它有多大分量。我与生俱来的文学趣味、童年的诗作、我的游记草稿，这些是否足以引起公众注意？我有意写一部对历次革命进行比较的著作；我考虑这个题材是因为这比较适合当时的趣味。但是，谁会印刷这本没有人推荐的书呢？在写作过程中，谁来养活我？如果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来日不多，我也要找到在这不多的时间里支撑我的办法。我的三十个路易已经用了不少，不久就要用光，而且除了我个人的不幸，我还要忍受流亡者共同的困境。我在伦敦的朋友都有工作：有的做煤炭生意，有的同他们的妻子编织草帽，还有人教他们自己也不甚了了的法语。他们都生活得挺快活。轻浮——我们民族的这个缺点，此刻变成美德。他们当面嘲笑命运女神；这个女贼异常尴尬，把人们不再向她乞求的东西带走了。

一八二二年四月至九月

于伦敦

佩尔迪埃——文学工作——我同安岗的交往——我们的散步——威斯特敏斯特教堂一夜

佩尔迪埃①，《DominesalvunfacRegem》②的作者和《使徒行传》的主编，在伦敦继续他在巴黎的事业。他说不上有什么严重缺点，但他充满无可救药的小毛病：放荡，恣意妄为，挥金如土，既是正统派的仆从也是黑人国王克里斯托夫③的大使，德？“柠檬水”伯爵的外交通讯员，人们用糖支付他的薪俸，他拿来换香槟酒喝掉。这位用袖珍小提琴演奏革命的伟大乐章的维奥莱先生①式人物，以布列塔尼同乡的身份来看我，表示愿意帮助我。我同他谈起我写作《革命论》的计划，他十分赞赏，大声说：“这好极了！”他建议我到印刷商贝利先生那里去住，他的报纸就是在贝利那里印的。黛博夫书店可以负责销售，而他将在他的报纸《暧昧》上大吹大擂，同时可以在伦敦出版的《法国信使报》上介绍。佩尔迪埃对什么都充满信心：他说，因为我参加过围攻蒂永维尔的战斗，他要设法让人给我颁发圣路易十字勋章。我的吉尔？布拉斯②身材高瘦，笨手笨脚，头发上擦了粉，没有戴帽子，不停地嚷嚷和讲笑话；他把帽子压低在耳朵上，挽着我的胳膊，把我带到贝利那里。印刷厂老板很爽快，租给我一个房间，月租一畿尼③。

①佩尔迪埃(Pelletier，一七六五—一八二五)：论战家，保皇党。

②拉丁文：《上帝，救救国王吧！》

③黑人国王克里斯托夫：他出身黑奴，后来在海地北部自称国王。

①维奥莱：作者北美之行中讲到的一个法国人，他在美洲教土著人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