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他们木鞋的哒哒声。当我们的船沿防波堤泊好后，宪兵和海关官员跳上甲板，检查我们的行李和护照。在法国，人永远是可疑的，在日常生活中或在职业生活中，我们远远看见的头一样东西，是三角帽或刺刀。

兰得赛夫人在客栈里等候我们。次日，德？阿格索夫人、她的一位亲戚和我，启程前往巴黎。路上，几乎看不到人。黝黑或褐色皮肤的妇女光着脚，光着头或者头上包一条手巾，在地里劳作：人们很可能以为她们是奴隶。这片土地上，女人挥动镢头，男人侍弄火枪，这个景象颇令我吃惊。看来战火曾经殃及这些村庄，它们满目疮痍，颓垣断壁，到处是泥土或灰尘，粪便和瓦砾。

路两边，看得见毁坏的城堡；高大的树木被铲平了，只剩下用树干锯成的方木，孩子们在木头上嬉戏。我们看见围墙有缺口，教堂废弃了，而死人被人从里面抬出来，钟楼没有钟，墓地没有十字架，圣像在他们的壁龛里遭到亵渎，头颅被砍下。墙壁上涂写着已经过时的共和党人的口号：“平等、自由、博爱，或者死”有时，人们试图将“死”字抹掉，但黑色或红色的字迹在一层石灰底下仍然依稀可辨。这个民族过去似乎曾经面临瓦解，却开创了一个新世界，好像人们走出了野蛮的黑夜和中世纪的毁灭。

接近首都时，在埃古安和巴黎之间，榆树并没有被砍倒；这些在英国土地上看不到的美丽的林阴道令我惊喜。同从前我见到的美洲森林一样，法兰西对于我是新鲜的。圣德尼教堂的屋顶被掀掉了，窗子破碎了，雨水飘进变成绿色的殿堂，不再看见坟墓的踪影：我以后在那里见过路易十六的骸骨，哥萨克人，德？贝里公爵的棺材和路易十八的灵柩台。

奥古斯特？德？拉穆瓦翁来迎接兰得赛夫人：他的华丽马车同我从加莱过来一路所见酌笨重大车、瘦马拉的又破又烂的驿车形成鲜明对比。兰得赛夫人住在特而内街。车停下，让我下去；我穿过田野，进入我的女主人家中。我在她那里停留二十四小时；我在她家中遇见一位名叫拉萨尔的高大和肥胖的男人，他帮她处理有关流亡者的事务。她叫人通知封塔纳先生，说我到了；四十八小时之后，封塔纳先生到我住的客栈来找我，客栈就在兰得赛夫人家旁边，是由她安排的。

那是一个星期天。大约下午三时，我们徒步从星门进城。今天，我们无法想象这场革命的过激行动留给欧洲人的印象，尤其对那些恐怖时期不在法国的人。我觉得我真是下地狱去。的确，我曾经目睹刚刚发生的革命；但是，那时人们尚未犯下昭彰的罪行，而我停留在后来发生的事实的阴影之中，就像平静和循规蹈矩的英国社会里所传说的。

由于我用假姓名旅行，而且担心连累我的朋友封塔纳，所以当我进入香榭丽舍大街，听见小提琴、号角、单簧管和鼓齐声奏鸣的时候，不禁大吃一惊。我看见男人和女人在小酒馆里跳舞；稍远处，在两丛栗树掩映下，杜伊勒利宫露出它的身影。路易十五广场空无一人；它像一座毁圮的古老的圆形剧场，凄清而荒凉；我听不见抱怨声，对此我十分纳闷；我害怕涉足一泓痕迹已干的血潭；我久久凝望那一片曾经竖立死亡机器的天空；我仿佛看见我的哥哥和嫂嫂，他们身上只穿着一件衬衣，被绑在血腥的机器旁边：那是路易十六被砍头的地点。尽管街头一片欢快景象，教堂的钟楼是沉寂的；我仿佛在一个无限痛苦的日子——耶稣受难日——归来。

封塔纳先生住在圣罗克教堂旁边的圣奥诺雷街。他把我带到他家中，把我介绍给他妻子，然后引我到他的朋友儒贝尔家，我被临时安顿在那里：人们把我当作一个小有名气的旅人接待。

第二天，我到警察局去，以拉萨涅的名义，将我的外国护照押在那里，领取了我在巴黎的居留证，而且这张居留证每个月要去办理延期。几天后，我在圣父街旁边的里尔街，租了一个位于中二楼的房间。

我带来了《基督教真谛》和在伦敦印刷的这部作品的头几页。人们将我介绍给马涅雷先生。他是一位很有尊严的人，他同意恢复中断的印刷，而且向我预付了一点钱，让我能够维持生活。无人知道《基督教真谛》这部作品，尽管勒米埃尔在他的信中对我讲过那番话。我发现了老哲学家德利尔，他刚刚发表《献给上帝的回忆录》；我去拜访然格内。他住在“善良的拉封丹”旅店附近的格雷内尔—圣日耳曼街。他的门房上还写着：“此地人们以公民的称号为荣，并以‘你’相称。请关门。”我上楼。然格内好半天才认出我，他以傲慢的口气同我谈论他目前的情况和过去。我唯唯地退出了，未曾试图建立这种太不相称的联系。

我心中对英国始终抱有怀念之情；我长期生活在这个国家，甚至接受了当地的生活习惯。对于我们的肮脏的房屋、楼梯、桌子，对于我们的不卫生的习惯，对于我们的喧嚣，对于我们的不拘礼仪，对于我们的不得体的闲聊，我无法适应。从行为方式、趣味上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从思想上说，我已经是英国人了；因为，像人们所说的，如果说拜伦勋爵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多少受《勒内》的启发的话，英国八年的生活，再加上此前的美洲之行，用英语说话、写作、甚至思考的长期习惯必然影响我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可是，我逐渐领略我们特有的社交习惯，这种令人喜悦的、容易做到的、敏捷的思想交流，这种傲慢和偏见的荡然无存，这种对财富和声名的轻蔑，这种不同等级的拉平，这种令法国社会无与伦比和弥补我们的缺陷的思想平等：人们在我们当中生活了几个月之后，就感觉只能在巴黎生活了。

一八三七年

于巴黎

一八○○年——我在巴黎的生活

我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埋头工作。休息的时候，我到处走走，熟悉环境。在王宫中央，竞技场填平了；再看不见卡米耶？德穆兰在众人当中高谈阔论；再看不见那些在礼服商人和哥利本僧祭司①达维德引导下，游来逛去的妓女队伍，理智女神的未婚伴侣。在每条小街出口，在走廊下，到处看得到吆喝着兜售新奇玩艺的人，皮影戏，西洋镜，健身表演，怪兽。虽然砍了那么多脑袋，仍然还有闲人。从“商人宫”的地窖里，传来音乐声，伴随着大鼓的轰鸣：也许住在那里的正是我寻找的、时势造就的巨人。我走下地窖，坐在喝啤酒的观众当中，人头涌涌的地下舞会正在进行。一个矮驼子，站在一张桌子上拉小提琴，唱一首歌颂拿破仑的歌曲，歌词最后两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