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饮料，先生们！请用饮料！”我不等他重复，就在众人的哄笑声中狼狈逃窜了，因为我没有钱“用饮料”

②指比利时人罗贝尔松改进的一种幻灯。

社会的变化

这场革命分成截然不同的三个部分：共和国，帝国和复辟王朝。这三个不同的世界都实现了，但它们之间似乎相隔了几个世纪。这三个世界中的每一个都遵循明确的原则：共和国的原则是平等，帝国的原则是力量，复辟王朝的原则是自由。共和时期是最有特点和影响最大的时期，因为它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人们从来未曾见过，而且人们永远不会再看见那种道德混乱所产生的实际上的秩序，民众政府下出现的统一，取代法律和以人类的名义运作的断头台。

一八○一年，我目睹第二次社会变革。那种混乱是匪夷所思的：通过大家约定的乔装打扮，许多人变成另一个人：每个人脖子上挂着自己入伍时的化名或假名，就像狂欢节上的威尼斯人，手里拿着一个小面具，以警示别人他们是带着面具的。这位被视为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另一位装成普鲁士人或荷兰人，而我是瑞士人。母亲装扮成她儿子的姑妈，父亲装扮成儿子的舅舅；地主变成管理员。另一方面，这种混乱使我想起一七八九年的运动，那时僧侣和教士走出他们的隐修院，旧社会正在被新社会取代。后者取代前者之后，自己也要被取代。

可是，有条理的新世界开始重新出现；人们纷纷离开咖啡馆和街道，回到自己家里；人们重新将残剩的家人聚拢来；人们收集剩下的财产重组家业，好像战斗之后清点人数，统计损失。剩下的完好的教堂重新开放：我有幸在教堂门口吹喇叭。人们区分正在引退的老共和党人的一代，正在前进的帝国的一代。征用的将军们一副穷酸相，语言粗暴，表情严肃，他们身经百战，结果只得到身上的伤痕和褴褛的衣服，而同他们交错而过的三执政政府的军队的军官们身上金光闪闪。归来的流亡者同杀害他们亲人的杀人犯平静地交谈。所有看门人——C故的罗伯斯庇尔的坚定支持者，都怀念路易十五广场的表演；人们过去在那里砍妇女的头。那些女人的脖子，我住的里尔街那栋房子的门房对我说“同鸡肉一样白”九月屠杀的参与者改换了姓名和住址，变成马路边卖炸苹果的小贩；但是，他们常常被迫逃窜，因为人们认出他们，将他们的摊子掀翻，威胁揍死他们。那些发了财的革命党开始搬进日耳曼区被人出卖的大公馆。雅各宾派正在变成男爵和伯爵，他们口口声声讲的是一七九三年的恐怖，惩罚无产者和镇压下等人的必要性。波拿巴将布鲁图①和斯高沃阿尔们安排在警察局，准备用丝带将他们装扮起来，用头衔玷污他们，强迫他们背叛他们的观点，并且使他们的罪行蒙羞。在这一切当中，在腥风血雨中出生的坚强的一代正在成长，他们站出来，一心想让外国人流血。共和党人正在逐渐变成帝制主义者，所有人的专制变成一个人的独裁。

①布鲁图(Brutus，公元前八五—前四二)：公元前四四年三月，刺死罗马独裁者朱乌斯？凯撒的密谋集团的领袖。

一八三七年

于巴黎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修改

我经历的一八○一年——《信使报》——《阿达拉》

我在对《基督教真谛》进行增删、修改润色的同时，不得不做一些其他工作。封塔纳先生那时负责编《法兰西信使报》，他建议我为该报写一些文章。这种战斗并不是没有危险的：人们只能通过文学达到政治，而波拿巴的警察敏感得很。一个特殊情况妨碍我睡眠，但另一方面使我的工作时间延长，给我提供更多时间。我买了两只斑鸠，它们整天咕咕叫个不停：我没有办法，晚上将它们关在一只小旅行箱里，但它们因此叫得更欢了。我在被吵得无法入眠的时候，想到在《信使报》上给斯塔尔夫人写封信。这个玩笑使我不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我的两卷《革命论》未能做到的事情，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就做到了。我开始崭露头角。

首次成功似乎预告了接踵而来的胜利。我在忙于修改《阿达拉》(同《勒内》一样，是包含在《基督教真谛》中的插曲)的清样时，突然发现有些页找不到了。我害怕了：我以为有人偷我的小说，这种担心其实是多余的，因为没有人相信我值得偷。无论如何，我决定单独出版《阿达拉》，我在写给《论战报》和《政论家报》的信中，宣布了我这个决定。

我在公开发表这部作品之前，先拿去给封塔纳先生看。在伦敦，他已经看过手稿的片断了。当他读到奥布里神甫在阿达拉临终时在病榻前讲的那段话时，突然用严厉的声调对我说：“这不真实；写得不好，重写这一段吧！”我沮丧地退了出来；我觉得自己无法写得更好。我想将一切付之一炬；从晚上八点到十一点，我呆在我的房间里，坐在桌子前面，头伏在盖住稿件的摊开的双手上。我恨封塔纳，我恨自己，我甚至打算放弃了，因为我实在太泄气。将近午夜的时候，斑鸠的叫声传到我耳朵里。由于两只鸟被囚禁，叫声变弱了，但更加凄凉：我恢复了灵感。我一口气将神甫的讲话重写了一遍，没有停顿，没有涂改，以后原文照发，一直到今天一字未改。第二天上午，我的心跳动着，拿去给封塔纳看。他叫道：“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跟你说过，你可以写得更好一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