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格内先生在《十日》上对《基督教真谛》予以贬低，声称批评来得太晚，因为我的唠叨已经被人遗忘了。他这番话是在作品出版五个月或六个月之后讲的，而法兰西学院在十年一次的颁奖仪式上，院士们众口一词对这部作品发动的攻击并未能将它置于死地。

我是在我们的教堂的废墟当中发表《基督教真谛》的。信徒们以为自己得救了：人们那时需要信仰，渴求得到宗教的安慰，而这种需要和安慰多年来被剥夺了。为了克服积累的那么多对立，需要多少超自然的力量呀！多少被肢解的家庭需要到天父身边寻找他们失去的孩子！多少被粉碎的心灵，多少孤独的灵魂呼唤圣手的救治！人们拥进上帝的房屋，如同瘟疫流行时涌进医生的诊室。动乱的受害者(而且受害者的种类何其多！)向祭坛奔去；海上遇难者攀附着岩石，希望得救。

那时，波拿巴希望将他的力量建立在社会的原始基础之上，不久前同罗马教廷达成谅解：首先，对一部可能使他更加得人心的作品的出版，他不会设置任何障碍；他当时需要同他周围的人和宗教信仰的公开敌人作斗争；所以他很高兴在外部被《基督教真谛》召唤的舆论所保卫。后来，他对他的错误估计感到后悔：正统君主观念和宗教观念同时来到。

当时不像《阿达拉》那样引起轰动的《基督教真谛》中的一个插曲，确定了现代文学的特征之一；而且不仅如此，如果《勒内》未完成的话，我就不会写它了；如果我能够将它毁掉，我会这样做的。诗人勒内和散文家勒内的家族大量繁殖：此后，人们听见的只是哀怨和不连贯的句子；到处是狂风骤雨，到处是与乌云和黑夜有关的生僻的词语。没有哪一个从中学出来的无知学生不认为自己是人类最不幸的人；没有哪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不对生活感到厌烦，不认为自己被自己的天才折磨；没有谁在他思绪的深渊里，不纵情于“激情的波狼”没有谁不敲打自己苍白的面孔和披头散发的脑袋，并且用他自己不知道、别人也不了解的苦难令世人惊讶得目瞪口呆。

在《勒内》里，我披露了我们世纪的一个弱点；但是，试图将不着边际的痛苦描绘成普遍现象是小说家们的另一个荒唐想法。构成人类基础的普遍感情，父母之爱，子女的孝敬，友渲，爱情，是取之不尽的；但是，特殊的感觉方式，思想和性格的个性，只能在宏伟和数量众多的图画中得到延伸和增加。人类心灵尚未被发现的细小角落是狭小的地盘；在这片田地收获一遍之后，不再剩下什么可以采摘的东西了。心灵的疾病并不是经常和自然的状态：我们不能再现这种病态，使它变成文学，并且从中得益，像从一种按照艺术家的喜好不断修改、而且改变其形态的普遍感情得益一样。

无论如何，文学涂上我的宗教图画的色彩，就像政界保留我的作品中关于国家的用语一样：《按宪章建立的君主政体》是我们的代议制政府的基础，而我关于“保守派”、“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的文章使这两种说法成了政治术语。

有些作家模仿《阿达拉》和《勒内》，就像讲道者借用我的关于传教士和基督教的恩惠的故事一样。一些段落里，我证明：我们将异教的圣灵从树林中赶出来，我们在扩大信仰同时，也使大自然回复到孤寂之中；有些段落里，我议论了我们的宗教对我们的观察和描绘方式的影响；有些段落里，我探讨诗和雄辩术中发生的变化；有些章节，我研究古代戏剧中引进的外国感情包含新批评的萌芽。就像我说过的，拉辛的人物既是，也不是希腊人物；他们是信奉基督教的人物：这是人们完全没有理解的东西。

如果《基督教真谛》的后果，仅仅是对人们认为造成革命所带来的苦难的一些学说的反动，那么，这种后果随着起因的消失本来应该不复存在；它不可能一直延续到我写书的时候。但是《基督教真谛》对舆论的影响不只是人们声称已经被埋葬的宗教的暂时复活：一种更加持久的变化发生了。如果说作品的文笔焕然一新的话，还有教义的变化；实质和形式同样都变了；无神论或唯物论不再是年轻人信仰或不信仰的基础；上帝和灵魂不死的观念重新占上风：从那时起，在互相联系的观念的链条中变化发生了。人们不再因为反对宗教偏见而固定在他的位置上—成不变；人们不再认为自己必须被哲学的头带包裹着，充当虚无的木乃伊；人们胆敢审视任何体系，甚至是基督教的体系，无论人们觉得它如何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