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雅典将军，政治家，口才极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是个深谋远虑的战略家。

②耶西(Isaie)《圣经》中以色列国王大卫的父亲。

“我的心既不接受普通的快乐，也不接受平常的痛苦。

“我既没有给自己生命，也不会把它夺走，因为生命需要我。

“我的灾星出现了，向我预报结局来临。其实我在莱比锡就发现了结局。”

“我驱走了传遍世界的可怕的新思想。”

这些话肯定出自真实的波拿巴的手笔。

如果说，波拿巴的战报、演说辞、声明通告以笔力雄健出名，那么这种力量并非为他所特有，它属于他的时代，来自革命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他身上已经衰微，因为他与之背道而驰。丹东曾说：“金属沸腾了；要是你们不注意炉子，都会被烫伤的。”圣茹斯特①说：“敢作敢为！”这句话含有我们革命的全部政策；那些干半吊子革命的人只是为自己掘墓。

①圣茹斯特(Saint-Just，一七六七—一七九四)，法国大革命时的领袖人物，曾任国民公会主席。

波拿巴的战报超过这些豪言壮语吗？

至于以下列书名发表的作品：《圣赫勒拿岛回忆录》、《流放中的拿破仑》等，不是由别人从他嘴里采访得知，就是他向别人口授的纪实作品，其中不乏精彩的战争描写，亦不乏对一些人的杰出评价；但归根结蒂，拿破仑只是在为自己写辩护词，只是在为自己的过去解脱，只是在一些已完结的事件上，建造一些新生的想法。在这些辑录的作品里，褒贬交错，每种看法既有肯定的依据，也有断然否定的道理，难以分出哪是拿破仑的东西，哪是他那些秘书的私货。很可能他们中间每人都有一个版本，由读者凭爱好选择，以便在将来按自己的意愿创造拿破仑。拿破仑愿意留给后人什么样的历史，他就口授什么样的历史；这是一个写文章评论自己作品的作者。对一部多人文集倾倒，再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事，因为这些文章不像《恺撤回忆录》，是一部篇幅不大的作品，出自一个伟人的头脑，由一个卓越的作家撰写(不过维吉尔的朋友阿西尼乌斯？波利翁认为那些短小的回忆文章既不准确，又不忠实)。《圣赫勒拿岛回忆录》写得很好，对坦率而自然的赞颂受之无愧。

拿破仑生前有一点最招人仇恨，那就是他事事都喜欢贬低人家：在一座被攻占的城市，他把重新安排几个演员的法令与废黜一些君王的命令放在一起签发。天主拥有万能权力，既支配整个世界的命运，也决定一只蚂蚁的一生，拿破仑的做法，就是对这种权力的滑稽模仿。在攻陷人家帝国的同时，他还加进对妇女的侮辱①。他从被他打倒的人所受的屈辱中感到满足。对于敢于反抗他的人，他尤其加以诽谤与中伤。他的傲慢等同于幸福。他认为压低别人他就更显得高大。明明是他的过错，但由于他嫉妒手下那些将军，就硬说是他们的过错，因为他是决不可能出错的。他们的功勋他不放在眼里，他们的过错他却总是揪住不放，横加指责。在拉米伊战役失败之后，路易十四对维尔卢阿元帅说：“元帅先生，到我们这把年纪，我们是不会快活的。”换了拿破仑，他是决不会这样说的。因为这种感人的大度，他根本沾不上边。路易十四的世纪是由伟大路易创造的：波拿巴创造了他的世纪。

①作者写这句话时，尤其想到了昔鲁士王后路易丝。——原注

皇帝的历史被一些虚假的传统改变了，还将被帝国时代的社会状况进一步曲解。如果存在新闻自由，任何记载的革命都可以让目光直达事实的深处，因为各人都如实说出他所见到的情况：克伦威尔的统治是众所周知的，因为人们都把自己对护国公的行为与为人的看法告诉他。在法国，即使是在共和国时期，尽管刽子手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真理还是显现出来；得胜的并不始终是一伙人；先上台的那帮人很快覆亡了，后上台的那帮人便把前面那帮人掩瞒的真相揭露出来：在两座绞架之间、在两颗掉落的头颅之间存在着自由。但是波拿巴掌权之后，思想受到钳制，人们听到的只是一个专制政府的声音，它自吹自擂，却不允许人家谈论别的事情，真理消失了。

那个时期所谓真实的文章都是被收买的；不管是书籍还是报纸，都有得到主子的命令才能出版：波拿巴注意着《箴言报》上的文章；他的省长们按照巴黎权力当局口授的和传达的命令，从各个省份发来祝辞、贺辞和歌功颂德的文章，尽管它们与实际舆论完全不同，却还要装腔作势，表达“民众的心声”你们就按照这些资料来写历史吧！给你们查考过的真实资料编上号，以证明你们的研究是公正的：你们只能引用一段谎言，以支持另一个谎言。

如果有人不相信拿破仑会做出欺骗天下的事情，如果一些并未在帝国生活过的人执意认为他们碰到的，或是在衙门卷宗里翻出来的白纸黑字的材料是真的，那么只要求助于一个不容置疑的证据，求助于保守的元老院就足够了，在那里，在我上面提到的法令里，你们可以见到这些话：“鉴于新闻自由经常被置于他的警察的专横检查之下，同时，他总是利用新闻在法国与欧洲散布捏造的事实和虚假的准则，还有，在元老院宣读过的法案和报告出版时经过篡改，等等。”这里面有没有东西可以回答那些人的疑问呢？

波拿巴的一生是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被人家作了虚假的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