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这边，画着波拿巴在奥地利的伤兵面前脱帽致礼的情节，那边，有一个小士兵拦住皇帝的去路；再远一点，是拿破仑接触雅法那些鼠疫病人的细节，其实他根本没有碰过他们；画面上他骑一匹烈马，在漫天大雪中穿过圣贝纳尔，其实那一天天气再好不过了。

今日，有人不是想把皇帝改变成早年阿文提努斯峰的罗马人，改变成自由的传道士，改变成一个只是因为喜欢相反的道德才实行奴役的公民？让我们从两件事情，来看看平等的伟大缔造者是个什么人：他命人打破热罗姆与帕特松小姐的婚姻，因为拿破仑的兄弟只能娶王家血统的女子；后来，他从厄尔巴岛卷土重来以后，他给新的民主宪政抹上贵族色彩，并戴上“附加法案”

有人说拿破仑作为共和国所获胜利的继承人，到处撒播独立的原则，他的胜利有助于缓和各国君主和民众的关系，使民众摆脱古老习俗和陈旧观念的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社会的解放作出了贡献，对这些话我不打算否认：如果说他出于本身的意愿，有意致力于各民族的政治解放和民众解放；他建立最严酷的专制统治，为的是给欧洲，尤其给法国以最宽松的宪政；他其实只是化装成暴君的民权保卫者，这是我无法接受的假话。

波拿巴作为君王一族，想的只是权力，追求的只是权力，不过他是通过自由才到达权力之巅的，因为他是在一七九三年才开始走上世界舞台的。革命本是拿破仑的乳母，不久在他看来就像是敌人了。他不断地打击革命。话说回来，当邪恶并不是直接出自皇帝本人时，皇帝对邪恶还是认识很清的；因为他的道义感并没有丧失。有人使出诡辩，以论证波拿巴热爱自由，但它只证实了一件事，就是人们可以滥用情感。如今理智不是可以用于任何事情吗？它不是论证恐怖时期是一个人道的年代吗？确实，人家在屠杀那么多生灵的时候，不是在要求废除死刑吗？伟大的教化者——借用人家对他们的称呼——不总是使人类作为牺牲品吗？人家不正是以此来论证罗伯斯庇尔是基督的接班人吗？

皇帝什么事都要插手；他的智力从未得到休息；他思想上总是躁动不安。他生性急躁，走起路来不是从从容容，持续不停，而是昂首挺胸，大步前冲，扑向世界，让它经受一阵阵震动。对这个世界，他虽然不得不期待，其实却并不想要：作为不可理解的人，他发现了通过蔑视自己最高贵的行为来将它们贬低，以及将他最下流的行为一直提升到他的高度的诀窍。拿破仑性子本来不急不躁，但一想到办事就迫不及待，为人并非全面，似乎尚未发育完全，既很有天才，毛病也不少：他的智力活像南半球的天空，活像一块块空白把星星隔开的那片天空。不久他就客死在那片天空之下。

人们寻思，波拿巴的贵族气是那样重，与人民是那样敌对，是通过什么影响得到他所享有的那份民心的：因为在一个曾经打算为独立和平等筑起神坛的国家，这位打造桎梏的铁匠肯定是深孚众望的；下面就是谜底：

一种日常的经验使人看出来，法国人的本能适合掌权；他们并不喜欢自由；他们崇拜的只是平等。因此，平等与专制有些暗中联系。在这两方面，拿破仑在法国人心中自有根源，因为法国人在军事上倾向于强权，在民主上热爱平等。登上宝座之后，拿破仑让人民与他一起就座；作为无产的国王，他在前厅侮辱各国君王与贵族；他让各个阶层平等，但不是降低而是提高它们：降低也许会减轻平民的嫉妒，但是提高却更迎合他们的自尊心。波拿巴使我们优越于其他欧洲人，因此法国人的虚荣心而膨胀。拿破仑有名望，另一个原因还在于他晚年的痛苦。他去世后，随着人们日渐了解他在圣赫勒拿岛所受的苦难，便开始动起了恻隐之心。人们忘记了他的暴政，却想起他起先战胜敌人，接着招致敌人侵人法国，又为保护我们而抗击敌人；我们想象，他会为我们洗却今日的羞耻：他的苦难使他恢复了声望；他的不幸成全了他的光荣。

最后他军队的奇迹使年轻人着了魔，让我们学会了崇敬暴力。他前所未闻的幸运给每个野心家的自负留下一个希望，就是爬到他所达到的地位。

然而这个用压路滚筒碾过法国而获得那么大名望的人，却是平等的死敌，是民主政治中贵族的最高组织者。

我想给波拿巴的一切行为找出理由，但我却不能采纳人家侮辱他的假惺惺的赞颂；我不能抛开理性，在令我生出恐惧或者心怀恻隐的行为面前倾倒。

要是我能把自己的感受说清道明，也就将成为第一流的历史人物；可是从这个由谎言拼凑成的神奇人物身上我没有采纳任何东西；我是看着那些谎言炮制出来的，起初它们还是被人当作谎言，以后由于人们自以为是，又愚蠢地自信，就把它们当成了真理。我不愿欺人自欺，傻愣愣地发出赞叹。我致力于老老实实地描绘人物，有就有，无就无，决不给他们作一分增减。要是成就被人当作真诚，要是成就一直带坏了后人，给后人套上它的锁链；要是后人出生自过去的奴隶，又沦为未来的奴隶，不论是谁获胜，都充当他的同谋，那么哪儿又有权利？牺牲岂不是白作了？善与恶只是相对的，人类的行为抹去了一切道德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