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之百的革命国家：只要依法行政，我以头颅担保，可享几百年的太平；要是违法或者乱法，我就只能担保几个月的前程。

我和我的朋友准备竭尽全力，支持按上述基本条件组成的行政机构。

夏多布里昂

一个女人味盖过王妃味的声音来补偿一种不断变化的生活的痛苦。坎伯兰公爵夫人的字迹如此潦草，我都几乎认不出来了。信上署的日期是一八二一年九月二十八日：这是我最后一次收到的这位王妃的亲笔信。唉！那段时间在巴黎支持我的其他高贵女友都已离开人世！难道我还要如此顽强地留在尘世，比我所依恋的人都活得长久？那些越老越糊涂，活够了日子记不起事来的人是多么幸福啊！

财政部长德？维莱尔先生——我被任命为驻伦敦大使

德？维莱尔和德？科比埃尔两位先生辞职不久，内阁就解体了，于是如我所预料的，我的朋友们又回到内阁：德？蒙莫朗西子爵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德？维莱尔先生为财政部长，德？科比埃尔先生为内政部长。我在前面那些政治行动上参与太多，对舆论的影响又太大，以至于人家不可能把我晾在一边，于是决定派我去伦敦使馆，替换德卡兹公爵先生：只要把我打发到远方，路易十八总是同意。我去向他表示谢忱。他对我谈起那位宠臣，言语间流露出恒久不变的眷念，这种感情，在君王身上真是少见。他请我在乔治四世头脑里抹去对德卡兹先生的成见，并叫我忘掉从前与那位前警察大臣的分歧。这位君主受过那么多苦难，都不曾流下一滴眼泪，现在却为曾经有幸成为他朋友的人可能吃过的苦头动情。

我的任命唤醒了记忆：脑海里又浮现出夏洛特的身影；我的青春岁月，流亡生活带着它们的苦与乐又出现在眼前。人类的弱点让我把重返故地当成一种快乐：当年我在那边默默无闻，势单力薄，如今已是名闻遐迩，手握大权。德？夏多布里昂夫人怕海，不敢过海峡，于是我单身赴任。使团的秘书们先我动身。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改定

一八二二年——伦敦发的第一批公函

正是一八二二年在伦敦，我才连续写出了这本回忆录中最长的部分，其中包括我去美国旅行，返回法国，结婚，上巴黎，与兄长同赴德国流亡，从一七九三年到一八○○年在英国居留，以及在那儿吃的苦头等内容。那里面有对古老的英格兰的描写。由于我一八二二年担任驻英使节时又描写了英伦风情，因此对一七九三年到世纪末的人物与风俗的变化感到吃惊。我自然而然地把一八二二年看到的景象与在海峡对岸流亡七年的所见所闻作比较。

因此，有些事情，我本该放在伦敦当大使期间来叙述，却已经提前写过了。到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旧地重游时我的激动，感受，我在前面已经说了。可是，你们也许没有读那部分？你们做对了。现在，我只要告诉你们，我在叙述伦敦任职期间的事情时留下的空白在哪儿补上就行了。因此，我一八三九年写这些文字时，心却是回到了一八二二年和一七三三年的死人中间。

一八二二年四月，我在伦敦，距萨顿夫人(即当年的夏洛特)有四百来里。我在肯辛顿公园散步，带着新近的印象和年轻时的往事：年代的混杂在我身上造成了记忆的混杂。日趋衰弱的生命如希腊科林西亚城的大火，把缪斯与爱神的青铜雕塑、三角支架与坟墓混合在一起。

当我下榻到波特兰广场宾馆时，议会还在休假。副国务秘书普朗塔先生以伦敦德里侯爵的名义，建议我去北克莱吃晚饭。那是那位大贵族居住的乡间别墅。别墅朝花园的窗前，长着一棵大树；远处可看见几块草场；周围的山丘上长着小块小块矮林，使这块地方的风景与英国平常的风景不同。伦敦德里夫人作为侯爵夫人和首相夫人，名声十分显赫。

我四月十二日的第四号公函叙述了与伦敦德里侯爵的初次会晤；它涉及了我将料理的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