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宇也没跟我谈起。换了话题之后，他又跟我谈起美国总统送来的文书，要求和会承认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我对首相说：“商业利益可能从中得到某种好处，可是我不相信政治利益能得到同样的好处。世界上共和思想已经够多了，再增加下去，会愈来愈危害欧洲君主国的命运。”伦敦德里侯爵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对我说了这些值得注意的话：“至于我们(英国人)，根本不准备承认这些革命政府。”他说的是真话吗？

子爵先生，有关重要的谈话，我是应该原原本本地向您复述的。但是，难道我们没看到，英国或迟或早会承认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公众舆论和商业活动会迫使它承认的三年来，它已经花费巨资，与巴拿马地峡南北暴动的省份秘密地建立联系。

简而言之，于爵先生，我觉得伦敦德里侯爵先生是一个睿智的人，精通古老的治国行政方法，说话也许不够直宰，惯于搞驯服外交，听到一种更适合法国的说法时觉得惊讶，却不会觉得不快；总之，他与一个保王党人交谈，难免不感到惊异，因为七年来人家一直告诉他，这人是个疯子和傻瓜。

致

礼！

我谨…等等。

一八二二年四月十二日于伦敦

一如所有的驻外使馆，伦敦使团既要办理这类一般事务，也要处理一些特别事情。我曾受理了菲茨—詹姆斯公爵先生的诉状，英国船只“伊莉莎—安娜”号的官司，和泽西岛渔民滥捕格兰维尔蚝群的诉讼案。我不得不用一点脑子去装提出要求者的材料，为此感到遗憾。当人们在记忆中搜索时，碰到厄斯琼、科平格、德列日和皮弗尔这些先生是很讨厌的事。可是，再过几年，我们还会比这些先生更有名？有一个叫博纳先生的人在美国逝世了，法国所有叫博纳的人便都给我写信，要求继承那人的遗产。那些折磨人的家伙还在给我写信！可是现在是该让我安静的时候了。我回信告诉他们，因为发生了王权倒台的小事件，我不再管这种事儿了，可是他们坚持己见，硬要继承。

至于东方，需要回忆一下君士坦丁堡的几个大使。我预计英国不会跟随大陆同盟行动，便向德？蒙莫朗西先生作了通报。人们原来担心俄罗斯与土耳其宫廷决裂，其实这事并未发生：亚历山大的节制推迟了决裂的时间。我为这事来来去去，观察推测，费了不少力；我写了不少公函，它们和关于未邃事件的报告一起，送进了档案馆，在里面发霉。比起我那些同事，我至少有一点优势，就是并不看重自己的工作。我看着它们和人类失落的思想一起坠入忘川。

议会于四月十七日复会。十八日国王回宫。十九日我进宫晋见。在十九日的公函里我报告了晋见的情况；那封信是这样结尾的：

英王陛下话语紧凑，话题多变，我没法把皇上特意交办的事情告诉他。不过他还会接见我，下次会有机会说的。

与乔治四世谈论德卡兹先生——合法王权治下我国外交的高尚表现——议院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