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显得不安，甚至几乎表现出可笑的恐惧。内阁担心如果绝交，我们占不了西班牙人的上风；别国的内阁则怕我们挨打；他们总是看到我们的军队打出三色旗。

①马德里发生暴乱，国王费迪南德七世被囚。

我在六月二十八日的第三十五号公函中，如实地报告了英国的举措：

子爵先生：

伦敦德里侯爵有关西班牙的想法，我比过去更难向您报告，因为难以打听到他发给英国驻马德里大使W？阿库尔先生的秘密训示。不过我事事都留心，所以您最近的十八号公函所要求的情报，我还是搞到了。如果我对英国内阁的政策以及隆东代里侯爵的性格判断准确，那我就相信W？阿库尔先生几乎没有带走任何书面训示。人家会口头指示他观察各派动向，但不介入纷争。圣詹姆斯内阁不喜欢西班牙国会，但是看不起费迪南德，肯定不会为保王派干什么事情。再说，只要我们对一种舆论施加影响，英国就会对相反的舆论施加影响。我们的再度繁荣激起了强烈的嫉妒。此间的国务活动家对西班牙蕴蓄的革命狂热都怀着隐隐的担心。不过遇到特殊利益，这种担心就压住不提了。因此，如果一方面大不列颠能够把我们的商品排斥出半岛，另一方面它能够承认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那么它就能轻而易举地决定对西班牙事件持什么态度，并且为大陆君主国家可能再次遭受的苦难而幸灾乐祸。阻止英国从君士坦丁堡撤回使节的同一原则，促使英国往马德里派遣一位使节：它对一般的事情毫不关心，只关注能从帝国的革命中得到什么好处。

致敬！

一八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于伦敦

我在七月十六日的四十号公函中又报告了西班牙的消息，并对德？蒙莫朗西先生说：

子爵先生：

英国报纸依据法国报刊新闻，今早刊载了包括本月八日在内的德穗里的消息。我对西班牙国王的命运从来抱很大希望，也就并不感到震惊。如果那个不幸的君主命该一死，其余的人也别想幸免于这种灾难：匕首只能刺杀一位君主，断头台却可以毁掉君主制度。查理一世和路易十六受审就是最好的明证：老天给我们预防了第三场审判。这种审判似乎以杀戮的权威，来确立民众的权利，成立反对国王们的法律团体！现在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法国政府应该预料的机会之一，就是西班牙政府宣战。无论如何，我们不久就会不得不撤除防疫线①，因为过了九月，如果巴塞罗那没有再次发现疫情，那时还提防疫线，就会是真正的嘲讽；因此，应该坦率地承认部署了一支军队，并说明我们不得不保持这支军队的理由。难道这不等于向西班牙国会宣战？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撤除防疫线，会引出什么后果呢？这个怯懦的行为会危及法国的安全，损害内阁的威信，并使我国的革命党重新生出希望。

①当时巴塞罗那流行黄热病，法国派兵严守与西班牙交界的地区，防止有人将疾病带入。

致敬！

一八二二年七月十六日于伦敦

有关维罗纳会议的磋商——致德？蒙莫朗西先生的信；他的回信隐隐表示拒绝——德？维莱尔先生的信更支持我——我给德？迪拉夫人写信——德？维莱尔先生给德？迪拉夫人的便函

自维也纳会议和埃克斯？拉？夏佩尔会议以来，欧洲的君主们都被会议搞晕了头：人们在会上一边娱乐，一边瓜分几个国家。因此，始于莱巴赫，终于特罗坡的会议一结束，人们便考虑在维也纳、费拉尔或者维罗纳召开另一次会议：西班牙的动乱正好提供了机会，加快了会议进程。每个宫廷都指定了出席会议的代表。

我在伦敦看到大家都准备动身去维罗纳。由于我满脑子装的是西班牙的事，又由于我在想一个为法国争光的方案，便认为如果让别人在一个想不到的方面了解自己，可能对会议有用。我从五月二十四日起就给德？蒙莫朗西先生写信，可是没有讨到半点好。部长冗长的回信在这个问题上支支吾吾，吞吞吐吐，说不清楚；虚情假意掩饰不了明显的疏远。信末写道：

“尊贵的子爵，既然我向您敞开了心扉，就想把不愿在公函里说，可是某些个人观察和一些熟悉您那块阵地的人的见解启发我生出的想法告诉您。面对英国大臣，您首先想的难道不是应该注意嫉妒和气恼的某些作用吗？这种嫉妒和气恼时刻可以从直接表示的王恩和‘社会信任’中看出来。请告诉我您是否看出了这方面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