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里、旧石棺里；旧石棺被用作水悬在柱廊上的喷泉的水池，迷人而轻飘的水沫将大量倾泻在她们身上。这群美女连同那些钻石、花朵和羽毛饰在不断重复、渐渐减弱的罗西尼①的音乐声中飘去。这种旋律是我在佛罗里达大草原听到的微风的叹息？是我在雅典娜埃尔谢泰神殿听到的呻吟？是远处大洋上北风的呜咽在抚慰我？我的精灵是不是像几个意大利名人那样被隐匿起来了？不是。我的山林女仙还单独留在牧场柳树林里，我同她在那里的孔布尔乔林的另一边交谈。对于那些伴着我的行程即将结束时的步伐相联系的社会嬉戏，我深感陌生。然而，在这种仙境之中，却有一种陶醉涌上心头。只有当我到圣彼得教堂前寂静的广场上或荒凉的竞技场清醒自己的头脑时，我才会从中解脱。当大地上那些细微的景色都消失了，我才感觉到我年轻时那些原有的忧愁与大自然景色的突然变化毫无二致。

①罗西尼(Rossini，一七九二—一八六八)，意大利作曲家。

我同波拿巴一家的关系

我今天在这里记录了作为大使，我同波拿巴一家的关系，以便澄清王朝复辟时期不断强加在他头上的不实之词。

法国没有为皇室成员的放逐单独做什么，它只是按照军队力量强加的严厉要求去做的。发起这场放逐的是那些同盟国。外交协定，正式条约宣布了放逐波拿巴一家，规定了他们定居的地方，不允许与国中任何一国的部长或大使单独向拿破仑的亲属发放护照，一个签证得有另外四国的部长或大使签字。拿破仑的血统是多么令同盟国感到恐慌！即使他的血已不再在他自己的血管里流淌。

感谢上帝，我对这些措施还从未屈服过。在一八二三年，虽然已有了这些条文，在我作为外交部长个人负责的情况下，我给当时在布鲁塞尔的苏尔维里耶伯爵夫人①就发了一本护照，好让她去巴黎照料一个生病的亲属。我曾数十次要求撤消这些惩罚条文，我也曾数十次对路易十八说过，我想见他的警卫队队长、德·雷兹塔德公爵，想看到拿破仑的雕像重新放回旺多姆圆柱上。作为部长，作为大使，我为拿破仑一家做了我力所能及的工作。就这样，我充分理解了君主立宪制的合理性：自由与光荣并存。作为驻罗马的大使，我授权我的秘书和随员在德·圣勒公爵夫人②家里出进，我打破了一些自己也深遭不幸的法国人之间日益上升的离间状态。我曾写信给费舍主教先生，邀请他参加到聚集在我家里的主教队伍中来；我向他证实了有人以为应采取一些政治方面的措施给我带来的痛苦；我使他回忆起他在罗马教廷任职时我曾是他的秘书的那段时光；我请这位前任大使赏脸参加他当大使时他的原任秘书的宴会，我收到了他一封庄重、谨慎、深谋远虑的回信：

①朱丽·克拉里(JulieClary)，约瑟夫·波拿巴的妻子，后称为苏尔维里耶伯爵夫人。

②奥尔腾斯(Hortense)王后，约瑟芬的女儿，她嫁给了以前是荷兰国王，后来是圣勒伯爵的路易·波拿巴。

费舍主教很感谢德·夏多布里昂先生的盛情邀请，但鉴于他重返罗马后的处境，使得他不得不离开上流社会，去过一种脱离社会、与家庭格格不入的生活。后来的情形表明这样的决定对他的安逸来讲是必不可少的，但眼前的舒适不能免去未来的烦恼，他只得丝毫不改变他的生活方式。费舍红衣主教清德·夏托布里昂先生相信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他的感·激，虽然他常想去拜访阁下，但终因困顿，难以成行。

顺致时安。

费舍主教

一八二九年四月四日于法尔科尼里宫

这封短信中的那句话：“但眼前的舒适不能免去未来的烦恼”影射了德·布拉卡先生发出的威胁：如果费舍主教在法国大使馆露面，就下令把他从楼梯上扔下去。德·布拉卡先生遗忘得太多，他并不总是大贵人。我呢，我是什么人，我能是什么人，现在我应该是什么人，这不断让我回忆起过去，我的为人同里昂这位大主教很不一样，他和我之间过去存在的不和使得我在到达罗马后更加注意礼节，尤其是，我处在胜利者一方，而他却处在失败者的地位。

在他那方面，热罗姆王子让我有幸进行调解并随信寄了一份他写给红衣主教、国务秘书的诉状。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对这个大度的、看到他(热罗姆王子)出生的法国，对这个拥有他全部的爱并为之服务了二千年的法国，流放在当初和在后果上都是相当可怕的；而今法国想通过允许它的每一届政府滥用它的微妙地位只能加剧它的局势的恶化。

热罗姆·德·蒙福尔①坚信法国政府的诚意和它崇高的代表性，毫不犹豫地想到会还他公道的。

①热罗姆·德·蒙福尔(JeromedeMontfort)，拿破仑最小的弟弟在流放期间的名字。

顺致敬意。

热罗姆

我就这份诉状，向国务秘书贝内蒂主教写了一封密信。信的结尾是这样的：

《热罗姆·德·蒙福尔亲王》推断的缘由，对这封信的署名人来说，显得是建立在法律与道义上的，他不能拒绝向申诉人提供帮助，他坚信法国政府终将看到采取多疑的措施只能在政治上使得法律过于严厉。

在这种情况下，本人将不惜一切代价以获得国务秘书红衣主教阁下的有力支持。

夏多布里昂

与此同时，我也写了一封回信给热罗姆王子。信的内容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