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借此在私下里来掩盖自己的虚弱而已。此外，人们目前完全不相信阿尔巴尼任职久长。一旦他与大使们建立关系，困难便接踵而至。

③旧货币单位。

至于意大利目前的形势，伯爵先生，必须仔细读读从那不勒斯或其他地方给您送去的东西。极其不幸的是，西西里岛政府陷入了极度受蔑视的境地。宫廷贵族生活在卫队的保护之下，但他们仍觉得心惊胆颤，总是被恐惧的幽灵纠缠着。他们让人看的只有耗费巨大的打猎和绞刑。这一切使王权在这个国家越来越丢面子。人们把群众的不满。本世纪的产物——新旧社会的斗争，旧制度的衰败和青年一代蓬勃发展之间的斗争，称为阴谋活动。总归，孰是孰非，有比较才能鉴别。我们不能不承认：富强、自由、幸福的法国，这种宏伟的景象照亮了那些处于或已沦为被奴役地位的国民的眼睛，在他们中间产生了遗憾或孕育了希望。代议制政府与绝对君主专制的混合不会持续很久；这一种或那一种必然消失，政府得重新回到与欧洲哥特式时代平等的水平上来。边境的海关从今以后不能隔断奴隶的自由，一个人不会因为一条小溪的一边有着神圣而美好的声誉自己被吊死在同一条小溪的另一边的。在这种意义上，伯爵先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在意大利是有密谋的，而在这种意义上，意大利是法国的。当它享受到一些权利——它的聪明觉察到的和时间的逐步推移给它带来了的这些权利的那一天，它会平静下来，成为纯粹的意大利。那不过是几个可怜的烧炭党党徒引起的全国起义：那几个人是被警署的不正当行为所激发而被毫不怜惜地吊死的。有人用一些事情的真实情况却给各级政府提供最虚假的主意。有人阻止政府做他们为自己的安全应该做的事，并且总把长期的和普遍的原由所起的作用看作一小撮雅各宾派的特别图谋。

伯爵先生，这就是意大利的真实情况。它的各个邦除了智者的共同的工作以外，都受某种地方性弊病的折磨：皮埃蒙地区丢给了一狂热的派别；米兰地区遭奥地利人蚕食；糟糕的财政管理使圣父统治区遭到破产；税收上升到了将近五千万，而留给产业主的收入不到百分之一；海关几乎收不到利税；走私猖獗；穆戴纳王子在他的公爵领地(一切流弊泛滥的地方)建立了一些违禁品商店，他是晚上把违禁品运进波伦亚公使馆的。

伯爵先生，我曾跟您提到过的那不勒斯，在那里，政府的软弱只是由于民众的怯懦才得以解救。

是军事才能的欠缺延长了意大利末日的来临。波拿巴没有来得及在马里于斯和恺撒的国家复活这种才能。优闲的生活方式和怡人的气候还使南部意大利人丧失了争取更加美好生活的愿望。领土区划上产生的对立增加了内部运动的困难，但是如果某种来自外部的推动力或者如果某个阿尔卓斯山这边的王子答应给他的臣民一部宪章，那么革命就会爆发，因为这场革命的一切条件都成熟了。所幸的是我们，经验教育了我们，人民减少了那些曾经猖獗一时的犯罪和不聿。

伯爵先生，我曾向您请过假，大概我会很快得到答复吧：这也许对我很有用。在离开意大利之际，我认为应该让您看一些全面性的材料，以确定枢密院的指导思想，以便警惕那些头脑狭隘的人或者盲目激动的人打的报告。

很荣幸为您效劳

一八二九年四月十六日

致波塔利斯伯爵

伯爵先生：

法国的红衣主教们急于知道他们开支和在罗马期间共有多少钱。他们曾多次请我给您写信问问这些。因此我不得不请您尽早把国王的决定告诉我。

伯爵先生，谈谈与我有关的事吧。当您想拨给我三万法郎的补助款时，当时您想到没有哪个红衣主教住在我的家里。事实是：德·克莱蒙——托内尔先生和他的随从在这里住下了，有两个教皇选举人的随员，一名教会的秘书，一名非教会的秘书，一名随身男仆，两个仆人，一个法国厨子，最后还有一个罗马管家，一个司仪，三个跟班，一个车夫，所有意大利红衣主教所应拥有的人。还有不能走动的图卢兹大主教先生①，他不能上桌用餐。还得有两三个仆人轮流照料来这里的常客和朋友们的马车和马匹。我这个受人尊敬的客人肯定不会支付这些开销的：人将去，记忆留给我。我不仅得付钱给厨师、洗衣女工、马车老板等人，而且还有那两个来治大主教的腿的两个外科医生、给教皇做白色和红色拖鞋的鞋匠、缝制大衣、长袍和领巾。主教和他的教士们的全套打扮的裁缝得付钱。

①因为他扭伤了腿。

除上述这些开销，伯爵先生，我在教皇选举会的前前后后以及选举会期间所花的演出费用也得开销。另外，女大公海伦，保尔·德·乌尔唐贝尔亲王②和德·巴伐利亚国王的到来，开销有所增加。这样，您肯定会发现您拨给我的三万法郎已经远远不够花了。大使到任的头一年花费是很大的，拨给这个机构的补助费用入不敷出。这样，一个外交官差不多得花三年时间才能找到偿还先前欠下的债务和使得收支平衡的办法。我知道外交预算很紧缺，如果我自己有些财产的话，我就不会去打扰您了。我向您保证，令我不快的是，我自己也不得不涉及这些经费开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