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来了省政府的雇员，他命令他们马上开始工作，就像德·夏布洛尔先生还在这里一样。在那些变成了机器的政府里，担子一下子加重了，每个人忙碌奔波为自己失去职位时有块地方安身。谁使自己当上了秘书长，谁就是实权派，谁就有了财权，谁就有了人事权，谁就可以在他的朋友中录用工作人员。那些叫人把他们的“床”搬了来以避免被炒的人有之，甚至跳过即将要空缺的职位的人也有之。外号叫将军的迪布尔先生和齐默尔先生，被看作是临时政府军事部门的长官。博德先生，这个不知名的政府的文官代表，作了一些决定，起草了一些声明。然而，人们看到了来自共和党的一些布告，这些布告上说创建了另一个由德·拉斐特先生、热拉尔先生和舒尔泽尔先生组成的政府。但很少把最后这个名字与前面的那两个名字相提并论，为此，舒尔泽尔先生提出了抗议。这个自由党人老头儿，为了活着的人，僵直得像具死尸；他曾移居国外，又在加来遇难，回到法国后，只在他的祖国的巴黎歌剧院找了一个包厢作为他的住所。

下午三点，出现了新的混乱。按照日程，召集留在巴黎的众议员们在市政府大楼举行了例会，以商议要采取的对策。市长们应回到各自的市政机关去，因此他们得派一名副手到市政府大楼来，组成一个协商委委员会。这项议程已被签署：让·博德代表临时政府签的字，而齐默尔上校是根据迪布尔将军的命令签的字。这三个人的胆子真大，居然以只存在于街头巷尾他们自己所贴的布告中的政府名义说话；这种大胆证明了处在革命中的法国人的那种少有的才智：很明显，这种人天生就是带领其他人的头儿。如果说波拿巴剥夺了我们的自由而留给我们的竟是这种无政府主义，那是多么悲惨的事啊！

众议员们聚集在拉菲特家里，德·拉斐特先生一七八九年复职，他声称他也要恢复国民自卫军统帅的职位。大家向他鼓掌，接着他回市政府大楼去了。众议员任命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市政委员会，他们是：卡齐米尔·佩里埃先生、拉菲特、德·洛博先生、德·肖南先生和奥德利·德·皮拉沃先生。奥迪隆·巴罗先生被选为这个委员会的秘书，他像拉斐特先生以前做的那样，将住到市政府大楼去。这一切乱七八糟地摆到了迪布尔先生的临时政府面前。莫甘先生被派往这个委员会，也就留到了那里。华盛顿的朋友把一面军旗插在市政府大楼楼顶，这是迪布尔先生的主意。

晚上八点半，德·塞蒙维尔先生、德阿尔古先生和德·维特罗尔先生在圣克卢下了车，他们在圣克卢马上得知敕令已被撤回、原来的大臣被解职、和德·莫特马尔先生被任命为议院主席的事，他们跑遍了整个巴黎。他们是以国王的代理人身份出现在市政委员会的。莫甘先生问掌玺大臣，他是不是有成文的委任状。掌玺大臣回答说，他还没有想到这件事。代理官员们的谈话到此结束。

拉菲特在会议上得知在圣克卢发生的事情后，为德·莫特马尔先生签发了一张通行证，并补充说，在他家开会的众议员们等他，一直等到了凌晨一点。高贵的公爵没有来，众议员们便走了。

拉菲特先生和梯也尔先生留了下来；拉菲特先生在料理着奥尔良公爵和要发表的声明。法国五十年的革命给实践家们以重组政府的才能，给理论家们以更换宪章像换鞋底一样容易的经验，以及设置机构和bers①的经验；这样的政府就是用这些东西建立起来的，也是在这些东西上面倒下去的。

①这个词一直用到十五世纪，它的含意相当于造船厂的“下水架”大船在下水架上建成，又用它把船滑进水里去的。

我写信给在圣克卢的国王；他口头的回复——贵族部队——地狱街传教士住所遭劫

二十九日这一天，也就是我回到巴黎的第二天，也没让我无事可做。我的计划中断了：我想有所行动，但我只想根据国王的手谕行事，而且给我一些必要的权力，以便和眼下的当局对话；我什么都可以干，什么都不干不适应于我。我向来通情达理，德·阿尔古先生、塞蒙维尔先生和维特罗尔先生都十分清楚。

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在圣克卢的查理十世，由德·吉雷先生负责送去。我请国王把他的想法告诉我，但德·吉雷先生空手而归。他把我的信交给了迪拉公爵先生，由他转呈给了国王，国王让人转答我说，他己任命德·莫特马尔先生为首相，而且他希望我同他沟通沟通。那位高贵的公爵，我到哪里去找？二十九日那天晚上，我没有找到他。

遭到查理十世的拒绝后，我的思想转向了贵族分庭，作为最高法庭，它能提出诉讼和审理纠纷。如果它在巴黎没有安全保障，它可以自由转移到某个地方去，甚至可以在国王身边，它可以在那里作出大的仲裁。它有成功的希望，它的成功往往是由于它有勇气。总之，它屈服了，它遭受的失败也有利于道德准则。可是，我会在这分庭里找到一二十个随时准备效忠的人吗？在这一二十个人里面会有三四个同意我的关于公众自由的理论吗？

当贵族议会成为最高也是唯一享有立法权力的时候，它很风光地处于统治地位。它能提供最强有力的保证；但是，在那些联合的政府里，当有重大危机出现时，它就会失去其价值，变得十分悲惨…它在反对国王时软弱无力，没能阻止专制主义；它在对抗人民大众时，也是很软弱的，没能防止无政府主义的出现。在民众的动乱中，他们只能以发伪誓或者以他们处于受支配地位的代价来换取自身的存在。贵族议院挽救了查理一世吗？它挽救了它曾向其发过誓的里夏尔·克罗威尔先生吗？它挽救了雅克二世吗？今天它能挽救德·阿诺沃尔①的王子们吗？它自己能挽救自己本身吗？这些自称为平衡力量的贵族只能妨碍平衡，迟早会被扔出巴黎盆地的。从前一个富有的、习惯管闲事的贵族，当权利要从他手中失去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办法去保住它：那就是走南闯北，义结金兰，自己当上新运动的头儿，也不管自己是不是有足够的力量去冒险打一场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