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顶由白色玫瑰编织成的花圈。柩车过后是一股氯气样的恶臭气味。

①指霍乱。

交易所广场，工人排着队聚在那里唱着《巴黎女人之歌》②。直到晚上十一点，人们还经常看到殡仪队伍用沥青火把照明朝着蒙马特公墓而去。巴黎新桥被抬着送往医院的病人或者途中已断气的死者的担架堵得水泄不通。艺术桥①上收过桥税的工作也停了几天，各种摊点不见了，像被东北风刮走了似的；所有的摊店、站台店铺纷纷关门停业。路上遇到的是些盖着遮阳布的马车，后面跟着身着黑衣黑裤的教士，为首是一名身着丧服、手里拿着名单的文职官员。由于缺乏公证人，人们不得不到圣日耳曼、维莱特和圣克卢去请公证人。柩车上要放五六口棺材，用绳子捆在一起；四轮公共马车和出租马车都用来做柩车了；看到一辆装有身穿骑马裙的死者的轻便马车路过已不是稀罕的事了。几具尸体堆在教堂里，一名神父正朝这些来生相聚的忠实信徒身上洒圣水。

②为纪念7月革命，由卡齐米尔·德拉维涅谱写的一首歌曲。

①过此桥要收少量过桥费。

在雅典，民众以为皮雷附近的水井里被人投了毒；在巴黎，人们指控商人在葡萄酒、饮料、糖果以及在其他食品里放了毒。几名商人甚至被打死撕裂后塞进了下水道，流到了塞纳河。当局对这种笨拙、邪恶的做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场似电火花迅速蔓延开来的灾难是怎样从伦敦流行到了巴黎的呢？人们无从解释，这种怪异的瘟疫常常是一块一块、一家一家地传染上，而且其周围地区即使没有触及到它也同样会招灾，它甚至会半途折回，重复着它忘了做的事情。有天晚上，我感到自己染上了霍乱，小腿不停地发抖抽筋。我不想按铃吓坏夏多布里昂夫人，便下床把房间里凡能找到的东西全塞在床上，然后蒙头大睡。一场大汗把我救了回来，但我仍然有些精疲力竭。正是在这种身体不适的情况下，我不得不提笔写下了有关贝里公爵夫人那一万二千法郎的事。

我本不该在一怒之下气冲冲地在维什诺长子的眼皮底下离开的。假如所有身患瘟疫的人都不幸死去了，会怎么样呢？没有什么：地球上的人口只不过少一些，它会继续独自旋转，甚至不需要曾经为它测量过的天文工作者来计算它的步伐。对另一个星球上的居民来说，不会发生丝毫变化，他们会看到它在那里发挥着它惯有的作用。在地球表面上，我们那些小小的工程，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纪念物会为狮子的统治恢复原来的森林；天地之间不会存在任何空坪隙地。只是懂得天文地理的人类智慧下降了，但它会得到提高，一直达到它原有的水平。咽，你怎么啦！那是上帝的杰作，人类的才智懂得世间万物，如果它万一消失，连一颗细微的原子也不失去的。

贝里公爵夫人的一万二千法郎

贝里夫人在巴黎有她的一帮人，正如查理十世有他的一帮人一样：人们收到了以她的名义救助那些最贫困的保王党人的一笔小小的款子。我提出把这一万二千法郎以亨利五世的母亲的名义分发给霍乱患者，人们写信到马萨①，公爵夫人不但十分同意这笔资金的安排，而且另拨了一笔更为可观的救灾款。她的认可书就在我把资金寄给市长的当天到达的。就这样，在我对流亡者的天赋进行诠释的一节里，一切都变得实实在在了。四月十四日，我把分配给受感染的巴黎人中最贫困阶层的全部款子寄给了塞纳省省长；当我的信到他那里时，德·邦迪先生(塞纳省省长)恰好不在巴黎市政厅。他的秘书拆开我的信，认为无权接受这笔钱。三天后，德·邦迪先生给我回了信。他在信中说不能收下这一万二千法郎，因为他不想让表面的善行掩盖住全巴黎人强烈反对的政治手腕。我的秘书于是把钱转赠给十二位区长。在场的五位区长中，四位接收了，一千法郎的馈赠，一人拒绝。在七名缺席的区长中，五名保持沉默，两名拒绝。于是我马上被一大堆穷人包围了：济贫会和各种慈善机构的人，各个行业的工人，妇女和孩子，流亡的波兰人和意大利人，文学家，艺术家，军人等等，他们纷纷写信要求分领一部分救济金。假如我手头有一百万，几个钟头下来也会分得一干二净的。事情不像德·邦迪先生所说的“全体巴黎人民会用拒绝救济来表示”反对那样。谁说巴黎人不需要钱？政府的惊慌失措也许要让人笑破肚子的；他们或许会说：“正统派这笔不义之财会煽动霍乱患者在医院里举行暴动，袭击杜伊勒利宫，捣毁棺材，敲响丧钟，裹尸布会在死神的指挥下在空中飘扬。我与区长们的通信由于巴黎市长的回绝而弄得迟迟不能了结。我的几位朋友中，有的写信来要退回我那笔款子，有的则再向我索要贝里公爵夫人的一部分款子。于是，我坦坦荡荡地收回那笔钱，把收据交给了第十二区的区长。收据是这样写的：“兹收到第十二区区长起初收下后又在塞纳省长的授意下退回给我的一千法郎。”

①托斯卡纳靠海的一个小城市，贝里夫人就住在那里。

一八三二年五月于巴黎地狱街

第九区区长克罗尼埃先生是比较勇敢的。他因留下了那一千法郎而被撤了职。我给他写了一封短信。信的全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