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铲平墓地容易，调整两百年来盘错节的边缘与中心关系多么不容易。声抨击西方文化霸权的亚洲人，我们，哪一个不知：你的概念来自西方学者，你的术语借自西方著作，你的语言，如果要让这个世界真正听到，必须是西方的语言。你本没有超越你想要超越的影。但是尽如此，有些人已经觉得可以轻松一呼了。譬如好不容易摆脱了专制和贫穷的台湾人，比从前更能够心平气和地与西方人往；因为不那么自卑，于是也就不那么自大。

或许也可以从“后民论述”开始说起？其实老早在赛义德（EdwardW.Said）将“东方主义”这个辞炒得火之前，非洲的知识分已经写了不少文章向欧白人的文化沙文意识提挑战。当非洲民地在二次大战后纷纷独立的同时，他们的知识菁英创Negritude的字——勉可以译为“黑文化主义”吧；他们要以非洲人的光来看世界，以黑人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立场来诠释黑人以外的世界。如果在以前的版图上，白人世界是中心，黑人世界是边缘，那么新兴的Negritude就要把中心和边缘两个概念倒转过来，教白人一边站去。

写《白鲸》的麦尔维尔曾经写过一则寓言小说。在一条船上，主人阶层待隶。经过一场喋血叛变，隶英勇地起来推翻了主人。接下来的发展，我们闭着也能想象：隶成了新的主人之后，开始暴地压迫新的隶；因为他们从不曾经验过与别人平等地往来，他们只能遵循过去的弱的模式，以暴制暴。

以暴制暴的后果？德国人是知的。凡尔赛和约使战败的德国人觉得屈辱。这屈辱造成自卑，自卑需要自大来平衡。希特勒所勾勒的富而的德国“凌驾一切”的德国，有它的群众基础。但是当德国不再自觉屈辱，富而起时，他们首先的就是四侵略。二次大战结束，德国被四国瓜分占领，历史最恶质的循环又回到可悲的原。

“我怎么办？你才怎么办呢！”我心里想着，可是嘴里说“那我就写一本书，用两个中国小孩的光写德国人吧！”

“富而有礼”我相信，才是真正的“富”

（原载1996年10月18日《文汇报·笔会》）

纪念拱门下穿过；前辈的“光荣牺牲”对这一代人代表的其实是可耻的西方帝国主义、霸权侵略主义。“为什么只纪念国传教士？”学生质问校方“被杀的中国籍教徒，还有被联军砍的义和团拳民，就不算数吗？这是族歧视。”每年夏天，学生聚集在这座纪念拱门前静坐示威。世界变了。

我当然没跟孩说这么多；许多事情，有待他自己去发现。我们闲扯了一会儿，月光照亮了半片地板。要他去睡了，他却又在门边回轻轻问：“有一天，中国和德国打仗了你怎么办？

我不喜这本1903年写“中国人都是坏人”的书，我也不喜《北京五十五日》这表现西方人无知却又屈尊的电影。那么我喜什么呢？儿童的时候，教育我的人告诉我建立一个“富”的国家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可是历史也告诉我，在追求“富”的路上，多少国家从屈辱中走，向横暴走人，在更的屈辱和更重的创伤下颓然倒下。不，我宁可向往一个“富而有礼”的国家：我们受过长时的欺凌，却不愿老背着“被害者”的包袱满血丝的复仇者；我们曾经是那被压在船底的隶，了主人却不愿再压迫别人我们的隶。当世界文化的势和弱势，边缘和中心在重新组合时，我们一方面大声批判别人的霸权，一方面不忘记警惕自己不成为另一霸权，不论是对外国人，或者是对自己人。

可能是由于国学者亨廷顿对于文化冲突的预警。他认为第三世界对西方积怨已，冷战期中意识型态的对峙会演变成文化与文化间的仇视与冲突。亨廷顿警告西方要对其他文化群涌来的挑战及早戒备。他的备战意识令人不安。也可能是由于从阿尔及利亚传来的消息——每天有西方人在那里被杀害，商人与传教士，老弱与妇孺。我们惊讶地发现，一方面“后民”的新思盛行，另一方面，义和团式的杀戮重新上演。我们的孩将要面对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中心和边缘位置的重新调整成为“后民论述”的一个心概念。萨意得关于“东方主义”的著作发表之后“后民”的术语了亚洲知识分的日用辞汇。自觉被推挤到边缘去了的亚洲人，突然发现了一个可以帮助他们重新攻回中心的武。当从前趾气扬的西方知识分现在低作自我检讨的时候，第三世界和西方的知识分之间似乎突然有了对话的可能。在奥柏林校园里静坐示威的学生很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后铲平了汾州传教士的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