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便问：“雍老师，那您写的，是哪一文学呢？您代言不代言呢？”

宁肯却只顾呷酒，吃涮好的片。

矫捷接过去说：“我倒觉得雍老师说得很有理。我父亲是乡村小学的教师，可是他跟乡里的农民，究竟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宁肯知，我们老家很穷，不仅是穷，还很愚昧…保安你听了不要别扭，我听我爷爷说，当年也曾有红军队经过我们那儿，可是他们竟遭到了暗算…在他们夜里宿营的时候，村里的男人们来，把他们都杀了，只有很少几个红军逃了去，大多数，都被问打死，给扔到枯井里…我爷爷记得，那些被杀的红军，有的还只是小小的年纪，大概也就十三、四岁…我问爷爷，杀红军的是不是都是地主或他们的狗。爷爷说，地主富农自己倒没怎么动手，狗嘛，也难说谁是狗，杀红军的，有我爷爷那样的自耕农，更多的是给地主活的长年。长年就是雇农，本是红军为之奋斗，要首先将其解放来的人，可是，据我爷爷说，他们杀那些红军时，都很自觉，很勇敢…为什么要杀红军？那想法也很简单，就是认定他们是土匪，是寇…我问过爷爷，难红军自己不宣传，不告诉他们自己是什么的吗？他说，他不记得那些红军有过什么宣传，再说一听红军来了，村里的人白天就都躲在家里，敲门也不开，晚上竟联合起来，那样残忍的事！…这当然不是我的个生命验，可我的血里，毕竟着我爷爷传下来的血…等我一天天大起来，爷爷讲过的这些事，便成为我心上坠着的很大很大的一个秤砣…后来解放了，搞土改，我爷爷算中农，他让我爸爸，到县上上了中学，一直读到中，这在我们村，是了不得的学历！爸爸上完中，回到家乡，在镇上小学当了老师，我妈妈也是老师…我爸爸也给我讲过可怕的事，就是土改的时候，斗争地主，地主确实该斗，可是那斗争会发展到最后，就有苦大仇的贫雇农，拿着剪刀去剪地主的…这事给了他很大的刺激，他心里一直觉得，不该这样地去剪一个已经被绑起来的人的…他给我讲这个事，是因为，到我十来岁的时候，已近‘文革’前夕，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发展到，地主家的孩，其实已经是第三代了，就经常挨成份好的孩打，父亲不让我参加那事情，他说无论如何人不该折磨人…后来突然就来了文化大革命，我们那个村不知是怎么搞的，又杀人，忽然在一个晚上，把所有地富家的人，从老人到小孩，都给杀了，也是扔那古老的枯井里去，当年很多的红军的骸骨，还没有拾净，便又制造了新的骸骨…那时候我爷爷我妈妈都过世了，只有我和爸爸，忽然那些杀人的人跑来抓我们爷俩，我们又不是地富反坏，怎么也有死罪？抓住我们，把我们捆起来，就听见他们很认真地讨论，我们该不该杀？认为该杀的意见占了上风，理由是我爸爸说过，土改时不该用剪刀剪地主的，我呢，拒绝打地富的孙，并且，我爸爸属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旧学校’就是资产阶级学校，培养的是资产阶级接班人，那不是比地富更反动？…可是在他们争论的过程中，我爸爸成功地逃跑了…那么，他们就围住我，杀不杀我呢？要

冰说：“哎呀，有那么重要吗？说真的，我都不知我算什么…我爸爸妈妈都是中学教师…算知识分吗？可知识分就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嘛，工人农民是劳动人民的另一分，A等于B，C、D也等于民所以A等于C、D，不是吗？…”

他答：“我自己很清醒…我的背景，我的个人经历，我的格气质，都决定着，我只能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所以，我写的东西，一个是我的个生命验与悟，一个是我作为旁观者，对他人、社会、时代、人类，也包括大自然、宇宙的观察与思索…我写的，多数可能得算是旁观者文学…”

矫捷便指着宁肯说：“你这不也是‘着骨’嘛！”

冰听了说：“哟，跟绕令似的！”

他便代宁肯作答：“只要不是搞被动的，机械的，生的…宣传，而真是熔铸了个生命验与悟，那么，代言人文学当然是很好的文学！…不过，不必拿各文学来这样相比…不存在哪一比哪一更文学这样一个问题…”

矫捷便问他：“你态度明朗儿：你究竟认为代言人文学和非代言的个人文学，哪一个更文学？”

冰一旁说：“雍老师，您大手笔，您来写啊！”他便认真地说：“最好还是既有个生命的真切验，又有自觉的而不是勉的代言人意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写那样的作品…”

宁肯说：“代言人文学如今有几个人愿写？如今是一个充分地，甚至放肆地展示个生命验的时代！”

他说：“我以为是的。机械地用框定一个人的阶级属，那是不对的；可是解读一个人，我以为参考他的教养，那是必要的…即使我们审视自己，这也应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度…”

宁肯便望着他，问：“雍老师，您提到背景，那对我们确立自己的话语特征，真有抹不掉的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