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这个法官一个顺从舆论的好理由。

筱月桂大获全胜后，立即把所赢三万元赔偿，捐赠给顾瑜音领导的女权事业，而顾瑜音则与筱月桂联名，转赠给以提高劳工妇女地位为宗旨的上海培文女子夜校。可是这笔巨款始终没有全部赔出——《游戏报》因为无法赔出此款，申请破产，全部资产拍卖，力雄银行以一万五千元收购，重新出版《新游戏报》。

这整个庭审过程，成为1926年九月上海乃至全国市民津津乐道的大新闻。

在法庭胜利的那个晚上，筱月桂和余其扬在王宝和酒家，吃专从阳澄湖选来的蟹，喝店家自酿的陈年黄酒。余其扬说：“你知道‘筱案后援会’是谁组织的？”

筱月桂说：“这点事情，还能瞒得过我？我早就想到了，只是看你会不会想到，应该如何支持我。果然我们都还是明白人！”

两个人高兴之余，酒后狂言。筱月桂说，她听到有人从漠北戈壁来，跟她说，那里的蒙古牧民，都知道上海有个女人，唱的好歌，当了司令。他们很想邀请这个女司令到草原赛歌会上一试身手。

余其扬说，他知道的情况更有趣：陕甘袍哥，派人到上海询问，上海洪门立幼童为山主，由其母筱月桂垂帘听政，是否有其事？

筱月桂听了这故事，脸上依然笑开颜，心却沉了下来，什么事情都不可能永是好事。那天夜里，两人躺在床上后，未能尽兴。

那些在报道中用词不慎煽风点火的报纸，一个个来向筱月桂道歉，问她会不会追诉他们。筱月桂只是说：“你们从此好好报道我，我就不提此事。”

她知道她的个人历史，多刷白漆不会更白，恐怕现在大部分上海人，心里都认为她确实做过婊子。

有一点好，现在的城里人像小孩，马上会忘记这件事，注意力又转到别的新鲜事上去。只要报纸用新的筱月桂覆盖旧的筱月桂，那么旧的筱月桂就会消失到历史的迷雾中去。

我对筱月桂说：“我是实事求是，不能以你的喜好决定去舍。谁叫我认识你本人？”

“不成，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你既然认识我，就明白我说一不二。”筱月桂行事作风一如当年。

我和她约见，在一个酒吧，今日的当年的上海酒吧，贴着相同的广告，而且门外的霓虹灯一样洋字连篇，光怪陆离。每次我跟筱月桂争论，总好像自己跟自己闹别扭，我便说：“好好，我让步。我放弃，我们只谈吃喝，不写书了。”

过了几天，她却问我：“写得如何，进展顺利吗？”

我坦白地说，她的坏事，对我吸引力更大，我的读者想必也如此。她叹了口气，脸有羞色，说：“那你就写吧。”

光看她将房事上的兴奋和快乐，那样眉飞色舞地告诉我——不然我怎么会知道——就太不像一个正派女人。按今天的标准，都让人皱眉，连见女人必勾引的无行文人们，都要吼骂一声：“身体写作！”

不过我感觉到这个女人，早就猜中了我们这个所谓“后现代”社会的一些肮脏秘密。她曾借某个舞台角色之口，唱出过一首打油诗：

说我俏，

说我丑，

说我就是加我寿。

讲我好，

讲我坏，

讲我就是添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