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之世，庶民涌动风习大变，民求知法成为新。一些力图顺天应人的诸侯国便开始了向民众公布法律的尝试。公元前五百三十六年，依当时纪年是周景王九年，郑国“执政”（大相当于后来的丞相）产首开先河，将郑国法令编成《刑书》，铸刻在大鼎之上，立于都城广场，以为郑国“常法”其时天下呼之为“铸刑书”其后三十余年，郑国又了一个赫赫大名的掌法大夫，叫邓析。此人与时俱，对产公布的法律了若修改，刻成大量简册在郑国发放，气势虽不如堂皇大鼎，实效无疑却是快捷了许多。其时天下呼之为“竹刑”接着，最大的诸侯晋国的执政大臣赵鞅，将晋国掌法大夫范宣整理的《刑书》，全文铸在了一远远大于郑国刑鼎的大鼎上，立于广场公诸于世，天下呼为“铸刑鼎”是秋之世公布法令的最大事件。

其一，设置法官与法吏。中央设三法官三法吏：王室一法官一法吏，丞相府一法官一法吏，御史府一法官一法吏；郡署一法官一法吏，县署一法官一法吏。各级法官法吏只听命于王室法官一人，而不受所在官署之辖，完全是后世说的“垂直领导”！法官法吏有三大职责：保法令、对法令、向行政官吏与民众告知并解释法令。

战国，在法家大力倡导与实践之下，公布法律已经成为天下共识。魏国变法作为战国变法的第一xdx，非但李悝的《法经》刻简传世，魏国新法更是被国府着意广为传播，以引民众迁徙魏。其后接踵而起的各国变法，无一不是以“明法”为第一要务，法令非但公然颁布，而且要竭尽所能的使民知法，从而保障新法畅行。也就是说，战国之世不断涌现的变法狼，事实上正逐渐摆脱久远的人治传统，正逐渐地靠近法治国家。

纠法者，纠正法令文本之错讹也。要清楚纠法之重要，便先得说说先秦法令颁布、传播的形式演变。远古夏商周之法令，只保存于官府，不对庶民公开法令内容。从保存形式说，无论是王室还是诸侯以及下辖官署，法典都与其他卷册一起保存，没有专门的官吏与专门的府库保存。其时，社会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传统习俗德来规范，法令很少，条文也极其简单，官吏容易记忆容易保存；见诸纠纷诉讼或奖赏惩罚，官吏说法令如何便是如何，庶民本无从知之。如此状况，官吏是否贤明公正，便对执法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实际上说，官吏完全决定着法令的内容与执法的结果。此所谓“人治”也。远古民众之所以极其推崇王圣贤，层原因便在于这人治现实。

商鞅以细致缜密的制度，着重解决了明法过程中的三个关键环节的难题：其一，确保法令源文本之准，足以永为校准之范本；其二，各级官署设置专职法官与法吏，并得修建专门藏室，保定校准后的法令文本；其三，严厉制裁导致法令文本错讹的法官法吏。这些制度被商鞅的忠实追随者以“商君之文”的名义记载在《商君书》中，堪称中国古代惟一的《法令文本法》。

只有秦国变法，只有商鞅，彻底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且让我们来欣赏一番这两千多年前的令人惊叹的法令文本制度！

虽则如此，然由于传播手段、路径阻等等诸般限制，要确保法令在辗转传抄播之后仍能一如原文，实在是一件难而又难的事情！就实说，法令在民间传播中现讹误并不打，毕竟，民众对法令既无解释权又无执行权。这里的要害是，官府的法令文本若现错讹，无论是官吏不意错、疏忽忘记还是意曲解，对民以错纠错，以讹传讹，便难保不生弊端，导致执法混，法令之效必然大打折扣！正因了这事实上很难避免的弊端，各国变法中的“明法”便成为最繁难琐细政务。见诸变法实践，各国变法为准法令想的办法很多，但都没有制度化，时间一长，好办法也变得漏百形同虚设。譬如，当时几个大国都沿袭了古老的“谤木”之法以为明法手段：在大两边每隔一二里树立一平面刨光的大木，路人若有法令疑难，或遭恶吏错告法令，都何在大木上或刻或写的质询举发，此谓古老的“诽谤”制；吏员定期抄录谤木上的诽谤文字，供官府逐一置。然则，谤木过于依赖官吏的公正贤明，又无制度法令规定其作细节，加之战事频仍耕耘苦累庶民识字者极少等等原因，谤木实际上成了弊百而仅仅显示官府明法的象征事而已。传之后世，这谤木越立越，越立越堂皇，以致成了玉石雕琢的“华表”历史之万筒当真令人啼笑皆非！

其二，设置专门保存法令文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