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朱元璋虽是贫民，却一心想要家天下万万年，所以很憎恶孟的民本思想，他辑有《孟节文》，删掉《孟》里的章句，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朱元璋曾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并诏告天下说孟的不少言论“非臣所宜言”下令将孟逐文庙。次日钱唐上疏力争劝阻，加之天文官也上奏文星暗淡无光，于是朱元璋又下一谕旨：“孟辩异端，辟邪说，发明孔之，享如故”又恢复了孟在文庙中的待遇。

从孟的逻辑中，不难得这样两个结论：一、人权大于主权。二、“君为轻”为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理论平台，只是民族问题在现实中和理论上没有解决好，如果清王朝是汉人政权，十九世纪末走向君主立宪，将是中国最佳的选择。

孟的“社稷次之”可以这样理解：国家的组织形式、意识形态，它的国和政，它的民族结构，都不是最终的诉求，而是保障公民实现天赋权利的合适选择，它必须永远符合全公民以适当的方式作的决定。单一制、联制、独联并不重要，总统制、议会制并不重要，任何主义并不重要，由公民来决定和改变决定才重要。

以此推之，孟的伟大可见一斑。

因为《孟》里面烈的民本思想，自先秦到中唐，一直被上层权贵冷遇，束之阁，正因此原因，《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放在诸略中，视为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

是汉人的文化髓，应该一步弘扬，但很可惜，历朝历代的皇室、官僚阶层中念念有词，实际上都没有把亚圣的话放在心上。

PS：我一直认为，儒家圣贤一直在被误读，在被低估，在被利用。真正的儒家文明绝对不像我们看到的。

孟的“民为贵”以现代思维去理解，便是：公民是一切组织的组成者，是存在之本。因此，一切组织的权威和权力来自每一个公民；公民的权利是天然的，结论是，公民享有天赋人权；公民可以以自己的方式授予、制约和废除任何人的权力。

孟的迷n zhǔ、民生、民权思想博大，穿越千年时空依然生命力无限，可惜后世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们将孟阉割了，将孟束之阁了。

孟倡导“富贵不能yín、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穷则独善其，达则兼济天下”的个人健康人格，提了“生，亦我所也，义，亦我所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的人生最德标准，从而打造了全民族的健神支和充满浩然正气的民族格，完整地构建了全民族的德系，加上儒家“人者，人恒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者无敌，德治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仍渗透在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一直是汉人在人文理想方面的宝贵神财富。

到了中唐韩愈著《原》，把孟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统”的人开始，现了一个孟的“升格运动”孟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五代十国的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这可能是《孟》列“经书”的开始。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一书首次被列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年），孟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享孔庙。以后《孟》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孟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

孟的“君为轻”在**型隶制和**型封建制结合的**时代，孟宣称君为轻，足以让几千年来掌握着相当国家权力的儒家弟们汗颜。在孟看来，国家的存在方式都可以讨论、可以变动，而且连周家天坐不坐天下是最次要的事，那么几千年后，只能直白地说：“谁执政并不重要，谁执政要由公民说了算，谁执政都必须对公民负责，谁也不能自证代表公民，每一个公民都是自己的代表。”

这便是吕布招来朝廷里这些有名望的儒学家们的第二个动机，尊崇孟，把孟提升到唐朝以后的位置，吕布想积极地将孟的“民本”思想转化为推动人类前的“迷n zhǔ”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