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不但将大分土地授给农民耕，同时还有相当分土地由国家隶直接耕。《仓律》规定：“隶臣田者，以二月月禀二石半石，至九月尽而止其半石”二月至九月正值农忙季节，故每人粮增加半石。仓律还详细规定了每亩地籽的使用量，以防止主仓库的官吏侵吞粮，也防止隶浪费或用粮，说明隶直接耕国家土地的情况也绝不在少数。

秦国于公元前３７８年“初行为市”才十几年，商鞅变法就开始设置重法，竭力压抑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商鞅简直就是把私营工商业者看作罪犯，而要将其沦为隶。云梦秦简也大致继承了这一基本国策，使私营工商业在变法后也没有多少发展余地。

再者，商鞅实行“壹山泽”政策，就是国家独占山泽之利，实行盐铁专卖，在各地

土地所有制占支地位，朝廷就不会对基层官吏作这样细致的农业理方面的法律约束。

据《厩苑律》可以看到，国家还有着许多面积广大的直属牧场：太厩、中厩、厩等。饲养着大批公家的，其中包着相当数量的耕。“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肤田”行耕评比，成绩优秀的有奖赏，成绩低劣的要罚，甚至用耕田，的腰围减瘦了，每减瘦一寸要笞打主事者十下。国家为什么如此重视保护耕，其答案只有一个：因为有大片的国家土地需要这些去耕，如果耕减少或质减弱，都会直接影响国家的农业收成。

田律还规定：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不到夏季，不准烧草作为料，不准采取刚发芽的植，或捉取幼兽、鸟卵和幼鸟，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只有到七月份才解除禁令。国家有资格得如此之宽，清楚地说明，所有山泽、河川、林木、丛草及野生动都属国家所有，否则这些条令就毫无意义了。

总之，整秦简中非但没有承认土地私有制的有关法律，甚至连私有土地的概念也不存在。因此《法律答问》中关于“盗徙封，赎耐”的律文，只能是宣布国有土地制度和支这些土地的授田制的不可侵犯，而不可能是在保护什么私有土地。据上分析，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商鞅变法后秦国是土地国有制占据了绝对支的地位。

二

《商君书·垦令》是变法“垦草令”的底本，其中透商鞅采取的一系列抑商措施，而其在秦简中也有反映。首先“重关市之赋”就是“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用关市盘剥私商的利，从而限制其发展。《法律答问》有一条说：“盗珠玉关及卖于客者，上珠玉内史，内史材予购”这里严禁偷运贵重品境贸易，否则大多要以“耐罪以上”可见由于关赋之重，偷运之事不少，而其严禁又必将阻碍各国间正常的商业贸易往来。

另外，专供统治者游猎玩赏的国有苑囿园池，也占有后人难以想象的广大国土。《徭律》说：“县所葆禁苑之傅山，远山，其土恶不能雨，夏有坏者，勿稍补缮，至秋无雨时而以徭为之”这包着远近山岭的禁苑，要兴徭役予以修缮，可见其面积之广大。而秦始皇更是大筑园池。“引渭为长池，东西二百里，南北三十里”又复“广其，规模三百余里，离别馆，弥山跨谷，…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所营作的渭南上林苑，所占面积已相当可观，而秦始皇“尝议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如果秦推行或承认土地私有制，那么上述的离别馆、苑囿园池就很难修筑了，而秦始皇那扩大苑囿的想法，更成了痴人说梦了。换句话说，只有在土地国有制的基础上，上述之事才是现实和可能的。

同时，国家还有专门人员“牧公”游牧于若县或更大的地区之间。《厩苑律》要求：“将牧公，死者，亟谒死所县，县亟诊而之”即游牧到哪里，有死亡，便应及时向所在县呈报，再由县加以验后上缴。这国家理的游牧生产方式，如在有许多私有土地的地区是不可能行的，只有在基本上属于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才能行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