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一项政策是否可行，必须有通盘的考虑，有各方力量的参与，而不能凭着长官意志与政府门自我授权。而既然要现民意，自然包括“制内弱者”的意愿，因为他们首先是人，是公民，然后才是上级的下级。否则，难免会台“零上访”这样的政策，到执行时，每一方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有的输掉了政治信誉，有的输掉了职业德，有的输掉了公民赖以自救的权利。

当说，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有需要解决的矛盾。它们有来自社会之间的矛盾，有来自官民之间。有矛盾不是件羞耻的事情，关键在于如何面对和理矛盾。如果非要通过制手段掩盖矛盾，搞虚乌有的“零容忍”实则是设立“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现这情况，要么是权力过于自负，不愿正视他者的权利；要么是对这个世界的复杂一无所知。

这脱节尤其现在“零上访”与“一票否决”政策上。一方面，宪法规定信访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另一方面“零上访”与“一票否决”等政策却又在否定这权利的意义，并以公民不使用这宪法权利为荣。否则，上级理门怎会将“零上访”视为一政绩？

应该说，转型时期的中国每个人都面临权利的贫困。除却制外弱者的不幸命运，那些不得不去执行不良指标的“制内弱者”的命运同样值得关注。事实上，就像上述基层，在制定政策的上级面前，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弱者；更不幸的是，他们常常因为“在一线坏事”而成了无人同情之弱者。

难题如何解决？恐怕还是要回到“法治政府”这一层面来。显然，法治政府不能简单理解为“政府依法治理公民与社会”其更重要的一环是“公民与社会依法治理政府”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先决条件。这意味着权力门“所依何法”及“如何依法”必须接受民意的审查。

同样矛盾的是，从理论上说，无论是告到上级政府的信访，还是告到法院的打官司，本质都是一样的，即公民通过宪法赋予的权利寻求自救。如果政府门可以把本辖区无人使用某宪法权利作为政绩，而且一厢情愿地以为能够实现这个目标，为什么不制定相同的政策，力争本辖区实现“零诉讼”？为什么一些政府门不以诉讼为耻，却要拼命掩盖民众的上访？既然无人相信原告与被告等待法官裁决会影响社会稳定，为什么上访者请求上级门主持公便要被上破坏稳定的污名？

款，我抓过人，牵过，扒过房，过许许多多违法纪的事。法律要判我20年徒刑，也不算过分。老实说，如完全目前法律办事，只有两个结果，一是本办不成事，二是要认真落实上级任务，必然违法。”在此，且不论政策本的目的、效果如何，以及类似乡是否有“制度上的原罪”到时下一些冲突连连的行政行为，在遵守法律与完成政治任务之间存在某脱节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