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时时刻刻都在炙烤他，烤干了他的血液，烤焦了他的肌肤，烤疼了他的肺腑。他做过各种各样的梦，梦到一下和白洁骤然相遇，他笑着醒来；更多的时候梦到可怖可怕的事，他一把掀开被子，起床走来走去。他宁愿把苦痛深埋胸中，也不愿把苦痛宣泄人前，他尽力在回避着人——包括梁曙光。不，不是这样，他像一只搏伤的猛兽，他要默默添干心上的伤痕血渍，他时刻准备再驰骋原野，猛烈出击，可一时之间又找不到搏击的对手。

今天下午庆祝大会会场上那激动人心的一幕使他难忘。

他为梁曙光寻到了弟弟梁天柱而高兴。

可是，当他把部队从狂欢的激流里带回营房，他检查了值星官，检查了岗哨，自己一个人走回住舍时，他却被一种异样的孤独感攫住。每次出营房，进营房，陈文洪、梁曙光都是形影不离，而今天剩下他一个人了。是的，他确实为梁曙光高兴，不过这高兴转回头又刺痛了他的内心。梁曙光总算找到了弟弟，白洁可一点线索也没有。他有一桩不敢想、也十分不愿想的事，思路只要一转近它，他的头发根就炸起来，心就进了冰窟。

他不能自己沉落。

他知道自己必须挺住。

他想问一问梁曙光，老母亲到底怎么样了，可是他又不能在这时闯到梁曙光房里去，因为两个兄弟正在亲密倾谈，虽然只是一壁之隔，他只好熬受住黎明前的寂寞，凝然不动，想着，想着…

梁曙光和梁天柱是亲兄弟，可是相处时间很少。由于妈妈日夜不停地浆浆洗洗、缝缝补补，还养不活一个曙光，天柱从小就送到鄂西老家姨母家里，任由他风里雨里生长。到曙光出走，天柱才回到母亲身边，当路工，当司炉，当司机。十几年，三千几百个日夜的事从哪儿谈起？曙光急切地问母亲，天柱跟他讲了下面一段事。

那是曙光走了不太久的时候。

母亲在街上和常来家里找曙光的地下党同志相遇，她找到了组织，她平静地说：

“曙光走了，他的事让我接着干吧！”

她利用经常出入富户、洋人家，取衣物、送衣物的方便，担任了地下交通，特务一旦盯紧，她便找个洋人家躲过去，从而避开特务的跟踪。

有一回，轮着天柱上早班，天还没亮就翻身起来。

一看，母亲头枕在手臂上，在桌上睡着了。

蜡烛化成一片溶液，一小根短短灯蕊奄奄欲熄。

一本书，

一张纸，

母亲手上还捏着一寸长的小铅笔头。

她觉得当交通不识字不方便，她悄悄学书识字了。

天柱没惊动老人，吹熄灯，悄悄掩门走了。

后来谈起这事，母亲还羞得脸红呢，拉着天柱的胳膊问：

“你说，望七十的人了，还能识得字吗？”

“怎么不行，我不识字，往后还要娘教我呢！”

母亲笑着打了他手背一下。

风声一天比一天紧了，便衣特务经常来搜查，一时之间，谣言四起。有的说：“梁曙光当了共产党的大官，怕梁家母子俩光景不好过呢！”是的，在江汉引桥棚户那儿呆不下去了，不久，组织上通知转移。母亲还舍不得那个破家——走一步回过头看一眼，说：“怕曙光回来找不着…”到了反饥饿、反迫害斗争的烈火燃烧，风声鹤唳情景下，有一天，组织上让她送一包传单到江汉路一家商号，交给一个人。可是，到了那家商号门前，那里正挤满军警进行搜查。她心里咯噔一声：糟了，关系接不上了，怎么办？她很镇定、很机警，那一带正好是闹市区，她就往人群稠密的地方挤。谁料因为她向内张望了一眼，已被埋伏在路边的便衣特务发现，几个人贼头贼脑，紧紧盯牢她。转来转去，摆脱不掉。那特务打了暗号，从那商号里奔出一批军警向她扑来，她知道她已入罗网，魔掌难逃，她，这个望七十的、又瘦又小的妇女，一下解开衣襟，把藏在那里的一大包传单，敏捷地解开，猛一下往人堆里扔去，她拼着性命大声嘶喊：

“乡亲们！好人们！你们看看吧！乡亲们！好人们！”

她指着蜂拥而来的那些狐群狗党：

“你们的日子不长了，天快亮了，我就是梁曙光他娘，你们抓我吧！杀我吧！我儿子会回来给我报仇的…”

梁曙光听到这里，焦急地抓住天柱两手问：

“娘怎样了？”

“娘被捕了。”

梁大娘，梁大娘，武汉谁不知道有个梁大娘。

她年青时有一头乌黑油亮的好头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