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的超级推销员。他把默雷-尼德逊的妻子患了癌症的消息告诉我，还说她的医疗费用很高，默雷既对花钱人预备役无计可施又非常害怕被征入现役部队后会给派到国外去服役两年。我问他为什么不申请推迟服役，他回答说这办法已试过了，遭到了拒绝。听起来此事有悖情理，但是我没有再问下去。巴狄-斯托夫解释说六个月预备役的最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就是在美国本土服役，这样默雷-尼德逊便可以把妻子接到他受训的基地外面去住。他们还提出希望得到我在六个月现役后把他转到控制组去的承诺，从而免去他参加周会和夏令营的麻烦，理由是他必须尽可能多地和生命不多的妻子在一起。我点头答应一定为他办成此事，巴狄-斯托夫毫不隐讳地挑明要求能免费为他的朋友帮这个忙，他的朋友默雷实在是连一分钱也花不起了。

在谈这些情况的过程中，默雷一直不敢正视我的眼睛，他自始至终低着头，一言不发。我那时认为这是个蹩脚的骗局，只是很费解他为什么要把癌症这种不吉利的东西安在自己妻子的身上，难道为了省几个钱就可以这么肆无忌惮吗？当时我还胡思乱想到，要是万一受贿的事昭诸天下，报纸登载文章披露我曾向一位癌症患者的丈夫索取贿赂，那我怎么还有脸见人？岂不成了落井下石，雪上加霜的恶棍？况且我自己也会受到良心谴责的，所以我二话没说就同意分文不取地帮他这个忙，还向默雷说了些希望他的妻子早日康复之类的宽慰话。

午餐就这么结束了，我心里多少有点不自在，虽然自己立下这么一个规矩：无论是谁，只要他说明自己没钱，又要求参加预备役，我都会为他免费尽此义务。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过多次了，我不收钱是把此举当做善事来做，如今又是入伍又是调到控制小组去省掉五年的预备役责任，得花我多少心思才能办得成啊！要我免费给他办这么复杂的事情，默雷算是开了先河，巴狄自己就是花了500美元才办成的，还没算200美元的入伍费呢！

不管怎么样，我遵守诺言把一切必备的手续都高效而顺利地办妥了。默雷-尼德逊服了六个月役后被调到了控制组，在那里只是名单上有他而已。现在默雷-尼德逊突然到我的办公桌前来究竟又要干什么呢？我和他握手问好后拭目以待。

“巴狄-斯托夫打电话给我，”默雷说“他从控制小组重新应征入伍，有个单位需要他的军职专长而让他去服役。”

“巴狄可真够倒霉的。”我的口气听起来没有多少同情心，表明希望他别指望我能帮上什么忙。

默雷仿佛在鼓起勇气来说出一些难以启齿的话。他盯着我的眼睛，于是我靠在了椅背上，仰了仰身子说：“我帮不了他什么忙。”

默雷-尼德逊很善解人意地点点头，说：“这个他知道。”

他停了一会儿才说：“你曾经帮了我的大忙，而我从未好好谢过你，你是唯一帮了我的人，我以前就想亲口对你说，我永远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也许这次我能报答你，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他的话让我感到有点难堪，时至今日，要他的钱就更没意思了。对他的事既然已经仁至义尽，何不善始善终，在我的历史上保留下做这件好事的记载呢？

“别提了，别提了！”我对他连连摆手。我仍然持慎重态度，不去询问他妻子的病情如何了，何况我压根儿就不相信有这回事，倒是他这么郑重其事地感激我的同情心，反而弄得我有点不安了，我帮他纯属公关的需要，哪里有真正的恻隐之心？

默雷-尼德逊说：“巴狄要我来看你，让我提醒你：在李要塞有不少联邦调查局的人在向你单位的士兵调查关于出钱入伍的事，他们的目标是你和弗兰克-埃尔克。看来你的朋友埃尔克的麻烦可大了，大约有20个人作证自己是给了他钱才得以入伍的。巴狄说大概过几个月纽约就将组成一个大陪审团给他定罪。他不了解你的情况，叮嘱我一定要忠告你对自己的言行备加小心。如果你要请律师，他会帮你找个能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