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必扪心自问了。但是我不可能不祈求上天保佑，让腓特烈公主晚年幸福。

我仅是举着和平的榄橄枝，才被派到柏林去的，另外，派我去那儿，也是因为我留在巴黎让行政当局不安。不过，由于我知道命运无常，也感到我的政治角色并没有演完，也就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我不愿抛弃朋友。不久，我就觉察到，拥护国王的一派和支持政府的一派并没有真诚和好，他们之间仍存在着成见和不信任；人家答应我的并没有兑现：他们开始攻击我。而德？维莱尔和德？科比埃尔两位先生人阁激起了极右派的嫉妒；他们不再在前者的旗帜下前进；而前者雄心勃勃，焦躁不安，开始产生厌倦。我们往返了几封书信。德？维莱尔先生后悔不该入阁：他错了，我看准了的证明，便是一年不到，他当了财政部长，德？科比埃尔先生则当了内政部长。

我也向帕基埃男爵先生作了一番说明；我一八二一年二月十日写信告诉他：

男爵先生，从今日即二月九日上午到达的信使那里，我获悉了巴黎的情况，得知有人怪罪我从美因茨给哈登堡亲王写信，甚至派信使给他送信。我根本没有给哈登堡先生写信，更没有派信使给他送信。男爵先生，我希望人家高抬贵手，不要找我的碴于。要是我的效力不再让人满意，人家只须直说就是，没有比这更叫我高兴的事了。人家派给我的这份差使，既不是我求来的，也不是我希望的。我接受这种体面的流放，既非出于爱好，也非出于选择，而是为了和平的利益。保王党人在内阁重新集合，但内阁却不清楚是我促成了这种集合。有权抱怨的本该是我。我出来以后，人家又为保王党人干了什么？我不停地为他们写信：可他们听我的吗？男爵先生，谢天谢地，我生活中除了出席舞会，还有别的事儿要做。国家要我效力，生病的妻子需要我照顾，朋友们要求我引路。担任一个驻外使节，或者一个国务部长，我也许心有余而力不足。比我更胜任办外交的，你们不乏其人。寻找一些借口来找我的碴子，其实并无益处。有些事儿不用细说，我都明白；您会发现我随时准备回去过默默无闻的生活。

这一切都是真诚的：就算我有某种野心，这种坦坦荡荡，视名利如浮云，不贪恋任何好处的态度也是我的强大力量。

我的公函(续)

我与帕基埃先生继续保持外交公函来往。我继续关心那不勒斯事件①，在信函中说：

①一八二○年那不勒斯发生了烧炭党人起义，一八二一年三月遭奥地利军队镇压。

奥地利摧毁了两西西里的雅各宾大厦，给君主政体帮了一忙。不过，要是来一场迫不得已的拯救行动，结果却只征服一个省，或者压迫一个民族，那么它就会断送这些君主政体。必须把那不勒斯从煽动人心的独立中解放出来，建立君主制的自由；必须给那不勒斯砸碎锁链，而不是给它戴上锁链。可是奥地利并不愿意让那不勒斯实行宪政：它准备让那不勒斯实行什么政治呢？而人呢？他们在哪儿？只要有一个自由主义的本堂神甫和二百名士兵，就可以从头开始。

在自愿或者强迫的占领之后，你们再介入进去，以便在那不勒斯建立一个立宪政府。在这个政府里，一切社会自由都得到尊重。

第十五号信函一八二一年二月二十日

我在法国始终保持了舆论的优势。它迫使我把目光投向国内。我大胆地把下面这份方案呈交部长：

果断接受立宪政府。

推行七年改革，不打算保留现行议会的某一部分，如果保留一部分，效果令人怀疑，如果保留全部，则结局危险。

放弃特别法，因为它是专制的根源，纷争与诽谤的永恒主题。

把乡镇从内阁专制下解放出来。

在三月三日的十八号公函里，我重提西班牙的事情，说：